以中国主义为寄主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在远东的传播有一个特点，就是用中国主义作为掩护。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由于其反人类的性质，在活动的早期还不敢公然打出他们的旗号。20年代到30年代初在巴蜀活动的共产党组织大都不敢直接说自己是共产党。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只是在活动中发现，一旦打出正式的旗号，比如“潼南赤卫队”，马上就会被围剿，几乎很难立足，除了打游击以外没有任何办法：“四川党在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期间发动的六次武装斗争，特点是仓猝起事，瞬即失败，牺牲很大…在李立三的错误影响下，四川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全省党员由四千多人减至一千五百人。”虽然这里的材料把错误全都归结到李立三身上，但渗透社会-策反强力部门-纠集边缘人群众-发动武装斗争是早期共产党在远东的通用模式，深受布尔什维克经验的影响。可以看出，他们在巴蜀的实质性成果微乎其微，不要说是他们想打下来的绵竹县城，有时候甚至连团防局长的庄园都打不进：

合川兵变：1930年3月，合（川）武（胜）行动委员会计划发动合川驻军兵变，因事泄未遂。但为策应这次兵变，合川狮滩区委组织了三百多农会会员，于8月20日晚在狮滩场举行了“秋收起义”，攻打团防局长的庄园，终因孤军无援而失败。12月，省行委又派曾海元，邓止戈等去合川陈书农师策动兵变，因叛徒出卖，兵变尚未发动便遭敌人镇压而再次失败。

早期的共产党材料充满了事前泄密或叛徒出卖，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有些人其实根本不是共产党，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或其他原因参与了共产党组织的抗议活动，结果在发现他们真正的身份以后，向当地的土豪和凝结核报告，所以被称为“叛徒”。第二是有些人可能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发现其残酷和反人类的特性以后不能忍受，所以弃暗投明。这个心态，我们完全可以从瞿秋白《多余的话》里有所了解。瞿是共产党大员，没有安全回归社会的奢侈，只能主动求死以得解脱。而有很多误入歧途的巴蜀小人物在真实的体验了共产党以后，选择回归社会的怀抱。因为巴蜀欠缺布尔什维克模式的革命主力 — — 现代化工厂里被边缘化的工人，所以共产党几乎无从下手，倒是从反面好好教育了巴蜀人赤祸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而且他们都尝试过了。一种就是直接出兵硬碰硬，张国焘在蜀北的红四方面军就是代表。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尝试。一种则是寻找寄主，以特洛伊木马的方式入侵。这个，很不幸，被证明是成功的。共产党找到的寄主就是中国主义及其代表，中国国民党。

如前所述，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应对现代化危机的两种方法，前者要求重组共同体，后者要求解散所有共同体。由于他们的诉求完全相反而争夺的人群又非常相似，自然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民族主义构建的成功与否跟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与否逆相关。民族构建成功的国家即使因为外力原因被共产党暂时占领，也不可能被其吞噬，遇到适当的时机就会重获自由，比如波兰。民族构建失败的国家，则很容易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寄主，为寄生在自己身上的病毒工作到死，比如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一个拙劣的发明，它同时包含了有不同宪制和组织模式的内亚，东亚和东南亚诸民族。要把这些民族整合成同一个“中华民族”的难度不亚于要将共产主义红旗插遍全球的难度。中国主义也不曾是远东唯一的选择，“关内十八省”的小中华民国和联省自治一度获得相当大的机会，而这条路几乎肯定会导向各民族独立和远东多国体系的恢复。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及时输入，让有野心的中国主义者，也就是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层和主力，发现了机会，他们妄图借助党国体制这部精密的仪器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然而这部仪器没有了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他们以大中华主义为皮，以党国体制为核，消灭了潜在的诸民族国父，却发现自己为共产党人做了嫁衣，自身也迅速被共产党消灭了。王国维“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精准的勾画了北伐以后的历史。他自己选择在北伐胜利之际自杀，也是不愿亲眼见证自己预言的结果。

这倒不是说，远东各民族真心接受中国主义。刘湘对李璜就大方的承认他只是挂了一个国民党的皮而已；刘文彩嘲笑着说：“学撒子三民主义，不如学三门手艺”；蒋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在战争以前根本就不听南京的号令；李宗吾更是直接解构了2–30年代中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史观和儒家。然而他们可以对中国主义有各种批判，却迟迟建立不起来能够替换中国主义的理论。关于这一点，巴蜀的精英难辞其咎。湖湘的地缘形势比巴蜀恶劣得多，却有了声势相对浩大的湘独运动，这是因为湖湘共同体自从十九世纪中叶湘军成立以来构建得更坚固，发展得更完善。巴蜀在这方面就要弱一些，跟湖湘相比晚了近五十年，所以迟迟不能发明出成体系的蜀独思想，半心半意的接受了中国主义，然后在蒋日战争期间被拉出去当人肉盾牌。当残存的蜀军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乡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比2–30年代更猛烈的赤祸，终于无力抵抗。中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对巴蜀的沦陷负有特殊责任，即因为此。

(作为人肉盾牌的“川军”)

中国主义不仅无法成功，而且祸害无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的发明要求利益冲突甚至敌对的各民族以“中华民族”的新标签像其他共同体一样存在，这无异于要求用腐肉拼凑起来的弗兰肯斯坦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指出：“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愤慨。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这正是因为被强迫组成中华民族的各部分本来就不是一体。当成都枪杀了示威者的时候，整个巴蜀都能起来反抗；当湘军需要补充战死的士兵的时候，他们不会在本地招兵，而会回到湖南招兵。这才是共同体存在的证明。如果把这些共同体抹杀掉，然后强行组成一个“中华民族”，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这番话今天看起来，也完全不失公允。

国共第一次合作，污名并驱逐了东亚多国体系的保护者，所谓的“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理人”。

国共第二次合作，将日本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并以蒋日战争的形式消灭了蜀，滇，晋，粤等独立国家。

国共第三次合作，对福摩萨民族的生存造成了最大的威胁。

这次，东亚人民应该认清中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狼狈为奸的关系，将他们一起打倒。《麦克白》告诉我们，一个谎言会引起更多更大的谎言，最终我们会为了圆谎而自我毁灭。反复用中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欺骗世人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将会用自身的毁灭再次教育东亚各民族，独立才是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