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重生之路 — — 当代世界中的巴蜀
《红色轮盘》的作者沈栋在描述其早年经历的时候提到过，他的祖父是上海一位很有名的大律师，在49年因为没有选择离开上海去香港，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清算。沈栋的父亲吸取了这个教训，一旦有机会就立刻带着全家逃到了香港，沈栋本人得以在香港长大。关于共产党在上海犯下的罪行这部分，应该交由上海爱国者来处理，只是这个故事还让我联想起跟历史记忆有关的一些东西。沈栋家族的历史记忆来源于共产党到来以前的上海自由市，在经历过共产党的虐待以后，他们就明白，只要机会一到，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逃离。当然沈栋后来以白手套的身份返回沦陷区，这个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但即便如此，出逃而后成为香港人也让他具有了不少优势，至少让他在全球化时期把“香港人”这个身份变现，也算是大赚了一笔。就算同样是当白手套，对他而言出走香港肯定比当时留在上海要好得多。
历史记忆的珍贵之处就在这里，它是每个家庭无形的财富。对沦陷区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就是：你和你的家族是否还记得共产党统治以前的世界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你还知不知道共产党以外的统治者是什么样子的？沈栋的父亲明显还记得，所以才会不惜一切代价逃离，为子孙谋福。而上海在沦陷前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保留这样历史记忆的人不在少数，虽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像沈栋的父母那般坚决，但至少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运用这笔财富的可能性大增。可能有人会说，只有上海或者一些沿海租界城市和日占区才是这个样子的。确实，经历过大英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统治的香港和台湾当然能迅速分辨出谁才是更好的统治者，所以他们抵抗中国的意志特别坚决，但东亚其余各邦其实同样拥有类似的的历史记忆，完全可以挖掘出来使用。东亚的黄金时期（1911–1927），很少有不受西方秩序直接或间接荫蔽的地方，只是多少有差距而已。在黄金时期埋下的种子，到了8–90年代仍然有开花结果的例子，比如著名的香港爱国者梁天琦，他的母亲就来自于汉口英租界的豪商家族，在1949年吸取了足够的教训，所以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又或者前四川省议会议长李肇甫的后人，因为李的原因受牵连，有机会就立马逃到国外。而李肇甫的孙女杜欣欣至少也可以在国外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供后来人使用。
不过本文不以这些人为主。一是因为他们是精英，已经有很多的资料和记载。二是因为他们中有很多已经变成了外国人或高华，和巴蜀未来的复国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有的还有敌对关系。本文将以巴蜀的基层共同体为主，以此来系统阐述历史记忆如何影响巴蜀当代史。大多数巴蜀人其实都还记得共产党统治以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们即使因为懦弱或者其他原因不公开说出来，也会通过坊间和非正式的渠道以某种扭曲的形式流传出来，然而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些记忆其实只要系统的收集和组织起来，以正面的叙事体系和语言表达出来，就是无价的历史财富。
巴蜀独立以后，虽然缺乏更完善的民族发明，但在保路运动中构建起来的“川人”这个概念，算是深入人心了，所有人都认为“四川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该自我治理，每当遇到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川人”这个概念就会出现，比如1949–1950年第三次反恐战争期间的“四川人不打四川人”，“只打外乡人，不打四川人”等口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在“川人”这个概念下，更加基层的共同体呈现出了多元的组织型态。他们就是已经在前几期期刊反复讨论过的民间宗教，袍哥和乡绅地主。他们代表的历史记忆就相对应的有三种：1.以巫术为核心的世界观；2.以忠义为核心的为人处世之道；3.以耕读传家为核心的阶级跃迁技术。这三种历史记忆在共产党殖民统治的高峰被严重打压，却在奴隶贸易（改革开放）兴起以后，开始大量回归。其中，第三种历史记忆跟西方输入的民主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在巴蜀，尤其是大城市和体制边缘干部家庭中非常常见的对民主运动的同情。他们认为民主自由（而不是孔孟之道）是普世真理，应该由受过教育的知识份子（而不是儒家士大夫）来引领社会变革，其最高峰就是1989年6月5日开始的成都巷战。这条线我也不再赘述，理由和之前一样：他们被注视的已经非常多了；他们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变得跟巴蜀复国毫无关系或者变成敌人。我主要关心的是前两种：以巫术为核心的世界观和以忠义为核心的为人处世之道如何保存巴蜀的历史记忆，并在奴隶贸易时期以何种形式复活。
巫，是巴蜀共同体的底色。一来，它组成了巴蜀人有神论的基础。不论巴蜀社会遭到何等程度的破坏，巫术也保护了巴蜀人最基础的信仰。二来，它最低限度的保存了外来文化输入的痕迹，从而证明巴蜀从来不是“封闭的内陆”，而是中亚与东亚的交通枢纽。比如巴蜀天文学明显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却被汉帝国的兴起切断了输入途径。失去了来源的技术输入，巴蜀天文学由谶纬最终变成了跟巫术很接近的天象和算命一类的技术，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它跟上古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关系。所以，以巫术为掩护的巴蜀基层共同体当然会在共产党的高压统治稍有松动以后复活。他们可能以重修家谱的形式出现，可能以民间祭祀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以算命的形式出现，但无论如何，哪一种形式都是基层共同体的发展和壮大，早晚会跟共产党的统治机器发生冲突。
今天的重庆江北区，即以前四川省江北县的农村，在90年代初仍然有相当强大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主要由端公Duan’Goq（即巴蜀语中对民间男巫的称呼）：
由于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现在，虽政府倡导丧事从简，可一般人家仍沿旧礼俗。不过，请四十九位僧人作四十九日道场的排场已不复现。规模较小的“早起晚散”的“开灵”，仍是非常普遍，三~五日的道场也时有所见。据该乡（舒家乡）李永栋（端公）讲，今年（1992）五天的道场他们已经作过两次。五天的道场称“冥阳道场”…作的五天道场，事主花费二千余元。这对一般农家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以及：
星命与堪舆也是许多端公所操之业。他们在“阳的”法事中须择期，即选择做法事的吉日，如庆坛须择捡斋吉日，还阳戏要选到送神吉日等，在做道场中亦须择期，如供天日，捡斋日，送葬日等，还要照罗盘，选坟地等。星命与堪舆所用的历书、罗盘等书籍器具他们也一应齐备。（四川省江北县舒家乡上新村陶斋的汉族“祭财神”仪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90年代愿意出两千元来办一场三到五日的法事，足以说明巴蜀人对祭祀的重视。而端公也是相当职业的，他们的师承主要是口传心授，不会见于文字，并且自带做法的仪器。我们也能依稀从历书和罗盘中看到早期巴蜀天文学残留的一点痕迹。然而最有意思的一则故事来自于廖亦武在《中国底层访谈录》里记载的彭水县的风水先生黄天元。重庆有句俗语：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意思就是让他们去体验一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这些地区的人生活的艰辛。其实这主要是大城市人的偏差视角。酉秀黔彭在明清时期一直是土司领地，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并不是被垂直管理，所以他们只是因为没有被并入帝国体系而看上去很穷，但这些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共同体秩序的残余：
黄天元：你印堂发亮，没灾可消。好吧，既然是旧人，就给 50 元咨询费吧。你们文化馆已换了好几批，每次下来，都要千方 百计找我徒弟“看水”算命。嘿，还是些大学生呢，被一个 9 岁孩 子唬得一愣一愣的。我早洗手隐居了。你看，冉红玉的坟在这儿， 这命有啥好算的？我比她小 3 岁，年轻时还追过她，隔着山沟对歌。 她是方圆几十里的一枝山茶花，追她的人太多，没人能唱得过她， 我只坚持了半宿就败阵了。现在咋样？还不是归了土。这茅草长得 多深啊，她一辈子要强，都没跳过龙（农）门，把这一脉旺起来， 所以我为她选了个好归宿，比冉土司的地脉还旺，你信不信？
老威：你和她有啥关系？
黄天元：她这辈子嫁错了人，我要通过阴宅的风水，把这错改过来。
老威：人死不能复生，咋个改？
黄天元：我要与她结为阴世夫妇。
老威：梁山伯与祝英台？！生不同房死同穴？!
黄天元：乾坤日月有方盈，母亲先死入幽冥，堂上父亲还现在， 正是人尽亥时生。
老威：您念的什么？
黄天元：《南极神数》。待我寿尽归土之时，就是子孙发达之始。 歌诀云：“千里游龙落笔架，三代运势起春雷。”
老威：我一句也听不懂。
黄天元：此为笔架山，你抬头望出去，仔细瞧，不止一个笔架， 而是连续三个笔架。三起之落，三三得九，九九归一，穷尽了天地、 阴阳间所有的变数。这块阴宅，我用罗盘测过好多次，正好朝西歇 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笔架之间，从右手下退 30 里，就扎入乌江的龚 滩嘴，俗话说：“笔走游龙”。咋样，认清楚了？
老威：笔走游龙？您在谈论书法？
黄天元：啥子书法？这正应了“千里游龙落笔架”啊。可惜这 么大的气象，世世代代都没人发现、利用，所以本该出天子的地方， 只出了一门冉土司。
老威：在旧社会，土司也算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土皇帝。据传末代冉土司临终时，学蜀相诸葛亮，于崇山峻岭中遍布了 72 座疑冢。 抬过棺材的人全被杀了陪葬，所以土司墓就成了永恒之谜，吸引了 无数盗墓贼，不少人把一生就押在这个无底的赌注上。说不定啊， 这脚下就是真墓，您认为的好风水早被盗墓贼给悄悄破了。
黄天元：风水不可能让冉土司占尽，要不他的后人中总有发了， 不会这么无响无臭。况且，地脉运行，风水也是轮流转。
老威：您的后人中会出天子？
黄天元：天机不可泄露。
…
黄天元：我看风水的名气在外，如果为自己选地的消息一传开， 这儿就不得安宁了。这几年，风水、算命越来越吃香，城里和农村 差不多，稍微多挣了点银子，就急爪爪地考虑后事。去年，我少说 为 50 多家测过风水，今年无论如何不干了。可是许多人都在传， 黄老仙勘过哪匹山，哪条沟，于是就一窝蜂去，把地皮子越炒越热， 基修得一座比一座大。我们乡长才 50 多岁，墓起得比他现在住的 院子还大。我前年随便为他选了块地，他就跟着把七座祖坟从十里 外迁过来，雇了石匠、泥工、砖工、基脚工一大群，热火朝天地干 了三个月，把墓弄成私家园陵了。完工时，乡长请了二十桌客，我屁股一拍就躲了。人太贪，身上就带煞，我怕客气转眼就变成晦气。
老威：这风水宝地是您选的嘛。
黄天元：啥地葬啥人，该如何葬，都有规矩，您改了这规矩， 乡长赶到县长，甚至省长的头里，就要折阳寿。上乘风水为阴阳五 行汇集点，当不盈不冲，墓起得超出了规格，就叫满。你不晓得， 乡长在墓里把行头都布置齐了：桑塔纳轿车、龙床、夜总会、卡拉 OK 包间、跨国公司董事会的椅子，本来还想打些小姐，可石匠的 手艺不行，凿子把石头人的五官啃得稀烂，认不出男女 — — 唉，区区风水小事就硬生生地闹成大事，电视台和报纸争着曝光。上面来调查组，乡长倒霉了，又牵出一串书记、村长、镇长和村民组长， 原来没有一个清官，都是铲国家和农民的地皮，并把贪来的钱投资 修墓。有领导带头，看不起风水的乡下人也晓得靠着大户边儿圈阳 地，通往县城的盘山公路，向阳的一面就有几十座空墓，远远望去， 还以为是别墅区呢。
老威：您没事儿吧？
黄天元：咋没事儿？祖坟被造了，乡长一肚子火，转头就咬我 一口，我又成了大搞封建迷信的坏人。我藏进了阴宅，没人晓得下 落，他们就拿我的看水徒弟出气 — — 电视台拍了一集神童如何算命 骗人，大家都看了，背地里对我黄家指指戳戳。当然，这跟乡长到 处散布谣言有关，他说就因为信了我才倒邪霉，吃了官司，还连累 后人。
老威：胡说。中国法律不兴株连。
黄天元：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垮了，哪个尿你这一壶？
老威：这倒是实话。
黄天元：所以乡长认为我断了他家财路。乡里乡亲也不认黄， 纷纷检举我。公安局找不到人，就把我家里请进去审问。这样拔萝 卜带泥，又扯出 20 多个风水先生，一溜押到群众大会上，与人贩 子站在一块批斗。劳改、劳教的都齐了。又司祖庙旁边的瞎子算命 市场也取缔。当然，90 岁的人，在这儿也算国宝，所以抓住我又 能咋的？即使劳改了，也干不了活儿，也避不开对风水和长寿感兴 趣的人，我有群众基础。文革时，打击封建迷信比现在厉害，我照样做业务。
老威：我在县城住了两天，市面很清静，看来整治之后，风水算命都萧条了。
黄天元：跑到贵州和湖南去了，几十里就过省界，现在交通又方便。四川搞运动，其它省不一定搞。如果嫌抢人家的饭碗不吉利， 还可以跑更远些。福建、浙江都信四川，这边的风水先生有根基， 随便露两手就把当地的歪货给盖了，这一行竞争激烈，谁的本事硬， 发财就快，靠真才实学稳当。 （中国底层访谈录 — — 风水先生黄天元）
这一段对话的信息量非常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冉土司”在当地仍然是相当有分量的一个角色（顺便说一句，今天重庆地区姓“冉”的人，多半都可以追溯到冉土司的家系）。其次，黄天元对自己的风水非常有信心，他的算法自成体系，并且带有浓厚的民族情感自豪的说，四川的风水先生有根基，跟其他地方的不一样。然而最重要的是，基层官员的信仰早已破产，纷纷投靠风水以求保护。这个现象并不是只在基层才有，其实已经蔓延到了更高级别的共产党干部：
在四川省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双开”的通报材料中，就明确写道“其因为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等问题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犯罪”。
据四川当地官员透露，2006年成都市建新天府广场时，李春城选用“太极八卦图”，推翻原全球招标法国设计师形成的方案，只因为“他认为太极方案能给他带来好运势”。而在一个重大投资项目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李春城还安排道士做法驱邪。（那些因迷信风水而滥权的落马官员都有谁）
以及：
该人士同时介绍，谭栖伟（原重庆南岸区委书记）迷信风水。早在2004年以前，由重庆渝中区、江北区进入南岸区，需经长江大桥钻南桥头隧道。
当年为是否需要炸开隧道让南岸更能显山露水，谭栖伟可动了一番脑筋。他还为此请来了几个国际顶级风水先生“把脉”。这些风水先生“把脉”后一致认为，南桥头隧道挡住了南岸城市发展的风水，同时对谭的仕途升迁也有影响。
谭栖伟信以为真，随后开始组织相关部门对隧道动工。重庆长江大桥南桥头隧道为双孔，长311米，每孔隧道为单向二车道。1980年7月1日，南桥头隧道与长江大桥同时完工，是长江大桥的配套工程。隧道口与长江大桥南桥相距约80米。当时的南桥头还是一片荒山，南坪也还是一片农村。有了南桥头隧道和长江大桥的连接，南坪开始一步步向城镇化迈进。 2004年7月23日，长江大桥南桥头隧道前挡面正式实施爆破，为长江大桥南桥头隧道分期爆破工程扫清了最后的障碍。（重庆人大副主任谭栖伟落马，曾因迷信风水炸隧道）
巴蜀巫术对共产党官僚体系的冲击不止体现在柔性的影响具体官员，也同样体现在刚性的直接对抗基层政府。80年代初，巴蜀各地，尤其是蜀北，出现了大量的巫术政权，跟当地的匪警发生过许多次激烈的冲突：
1980年，营山县人朱仕强，师从其外公，风水先生何泽明学习巫术，而后自称玉皇大帝，被达县公安局处死。
1981年，仪陇县人林文勇成立圣朝国。林是游方术士，以“紫微星”下界为合法性依据，建立圣朝国。圣朝国明确的打出了反对共产党，恢复帝制的旗号，成员达到上百人，其中还包括共青团成员和其他共产党体制内基层干部，最终被仪陇和巴中两县联合扑灭。
1982年，巴中县人曹家元以巫医驱邪治病，自称玉皇大帝下凡，在文化大革命发动16周年的纪念日里登基，颁旨三道：
一、守卫曹家院祖坟，防止坏人破坏坟地风水。
“龙王三太子”指派曹氏本房曹某等6人，放弃生产，手持锄把、扁担，日夜轮流守卫在曹家坟冢。
二、凡为吾教信徒者，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以下规章和条例：
1.尊崇上帝。每逢初一、十五，必须虔诚敬奉玉皇大帝、齐天大圣、关公等105位大师尊。
2.绝对服从曹玉皇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制裁。
3.要坚定立场、信念，不得有半点质疑、动摇、变节行为。
4.积极发展信徒。
5.要精诚团结，同心协力。
6.要与人为善，施仁政于人，以救人渡灾免劫为本。给人化水治病，不准收钱收物。
7.要严守机密，不准向政府和机关人员泄露消息。
8.不准在市镇出神和化水，以免招惹麻烦。
三、苦练道法，救人免灾。
后来曹家由于声势过大，被巴中匪警抓捕。
1982年，巴中县人张清安成立了中原皇清国。张清安是前中华民国国军士兵，又深受儒学熏陶，所以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共产党的伪政权。“1982年3月24日（农历二月廿九），时年六十余岁的张清安和时年三十余岁、曾为巴中县建筑公司工人，后因贪污被开除共青团籍和公职的廖桂堂通过向巴中县当地民众宣讲所谓《五公经》，借机宣扬1982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七）将有大难降至人间，而只有信五公佛的所谓“忠臣孝子”才能免遭劫难；同时宣布因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干部都是恶人，所以不能免劫。他们旋即笼络当地群众，并多次进行集会，继续通过宣扬劫难论，借机发展信徒。”后来此事惊动了四川省公安厅，张清安等人被匪警逮捕。
然而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曾应龙的大有国。曾应龙是广安人，邓小平的同乡。而曾应龙发动起义，想要对抗的正是邓小平试图推广的计划生育政策。据曾应龙说：
不是朕想称帝，是朕的十万臣民拥戴朕登基的。大约十年前，在乌江中游的观音岩，爬上来一条娃娃鱼，这牲畜会说人话，而且总在月明之夜，从岩里向外唱一首童谣，什么“假龙沉，真龙升；河之南，降太平”。后来，连三岁小孩都会唱了，于是这歌谣经过许多小孩的口传遍了九村十八沟，有位好奇的人叫马兴，是当地的风水先生，一天夜里，他带着一拨村民跟踪歌声，在“观音”的嘴里找到娃娃鱼，那牲畜见人不但不逃跑，反而啪啪扑打着尾巴，像迫不及待地欢迎人来。马兴捡起它，从它的嘴巴当众挖出三尺黄绫，正是那首童谣，而在鱼肚皮上，刻着“大有”二字。其时皓月当空，马兴出洞，望月冥思片刻，突然对天地三拜九叩，向大家举鱼布告玉皇大帝的诏示。朕事先并不知道娃娃鱼的事，计划生育闹得厉害，乡干部隔三过五带着医生，挨门挨户地查超生子女，查出来要罚款，装在肚皮里的要拿掉，还号召育龄内男女都去结扎、安环。朕有两个丫头，还想要个龙子，就同村里许多人一样，悄悄带着没出怀的婆娘外出打工，在新疆搞建筑七个月，果然天遂人愿，有了龙子，按辈份取名延泽。联不敢回乡，就领着妻儿到了河南，在新乡落脚。可还是让马兴冶算出来了。所谓“真龙升”，正暗合“曾应龙”这个姓名，“河之南”即河南，也有坐北朝南的意思，那么“新乡”这个地名正是新天子藏身之地。乌兴领着一班臣民，千里迎驾，见着朕就取出龙袍加之，纳头便拜，山呼万岁。朕却之不恭，只好顺应天命，回乡称帝，国号“大有”，改公元 1985 年为太平元年…大有者，你有，我有，大家有也。朕登基下的立国御旨“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花，娃儿随便生”，已在臣民中广为传颂…君王无戏言。朕还亲率御林军攻人县城，占领了县医院，赶跑院长，将所有的避孕妖物嫂出，在院子里堆成小山，点火焚毁。这一惊世壮举，相当于林则徐虎门销烟。万众欢呼雷动，于是牛宰相马太尉率文武两班大臣，着蟒袍持玉笏，依次上朝，行君臣之礼。（中国底层访谈录 — — 农民皇帝曾应龙）
有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了，这几次以巫术为凝结核冲击共产党基层政府的事件大多来自于蜀北一带，尤以巴中为最多。这里曾被张国焘屠杀，又因为邓小平的种族灭绝政策饿死许多人，早已残破不堪，然而正如英谚no atheists in foxholes所指出的那样，越是艰难的处境，却越使这里的巴蜀人民对巫术坚信不疑。不管是皇清国公开宣称共产党为非法政权，曹家元保护祖坟/宗族共同体和“救人免灾”的理想，还是大有国直接对抗计划生育政策，都充分说明了巫术为巴蜀人抵抗共产党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依据和充足的动力。
忠义，则是另一个巴蜀基层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屏障。除了“四川是一个邪魔的地方以外”，巴蜀人还给人“匪气重”的感觉，后者首先是受沦陷以前袍哥的影响。沦陷后，袍哥组织被消灭，但以忠义为核心结社的需求却从来没有在巴蜀人的心中减退过。奴隶贸易时期，民营企业，侦探，律师事务所和秘密结社组织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在基层这一面填补了巴蜀人对秩序和道义的需求。我们知道，巴蜀沦陷前，历来有“吃讲茶”的规矩。有矛盾的双方，并不去寻找官府或者政府机构来调解，而是自发来到茶馆，请中间人调停。那自然是“谈得拢练酒，谈不拢练刀。”巴蜀沦陷后，这种司法自治的痕迹几乎被抹去，却在奴隶贸易时期逐渐复活：
胡牛：我走投无路，就打电话给一个作家朋友，他有社会影响，马上替我找了位有黑道背景的著名律师，约好第二天下午一起到永丰立交桥下吃讲茶。
老威：现在还兴这个？
胡牛：吃讲茶的历史悠久，从明、清到民国。过去是由袍哥老大或当地名绅出面，聚会扯皮双方到茶馆，借吃茶，讲道理断公道。解放后，这种黑道风气铲除了。我没料到现在又死灰复燃，敲诈勒索也吃讲茶！
老威：这有啥公道可断？两个文人陪你不行。
胡牛：缓兵之计而已。我们到了茶馆，就被一些人围住了，吃讲茶成了批斗会。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是一幕现实的活剧，每个人都安排了角色，并经过精心排练。坐在我对面的是个烟灰一般的说客，说客旁边是自称武警的枪客，枪客背后是联络官，从头至尾都在打手机，仿佛随时能招来千军万马，把我踏成肉泥。还有成都市面上的职业杀手，一个害了红眼病，穿着油渍西装的胖子，胖子的助手捧着个文件夹，似乎在准备做记录。我那见多识广的作家哥们见此阵仗，晓得凶多吉少，就来个以静制动。果然，说客起身作揖，垮至膝盖的吊裆裤扇起股臭风：“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东西南北哪条道？”还是律师厉害，当即回答：“不是黑道是正道。我，张乾明，方圆律师事务所主任，这是我的名片，坐不改姓，行不改名。诸位若愿意与敝人交朋友的，请留下行踪。”众贼见老张气宇轩昂，且字正腔圆，毫无惧色，忙纷纷拱手说：“原来请的是两位老师，失敬，看茶！”双方重新施礼入座，说客操起鸭公破嗓托出开场白：“黑道白道，正道歪道，讲的是个公道。丧失公道的屁儿虫，人人得而诛之。你，胡牛，正是这样犯了煞的屁儿虫。古往今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断人财路，抽人底火被称为四大罪恶。你居然搞了人家的老婆！”
我忙声明：“不是老婆，是女朋友。双方都有竞争的权利嘛，况且我还是个失败者。”“闭嘴！”说客打断我。七八只手顿时都伸过桌桌，戳我的鼻子尖尖，成都杀手蒲扇大的巴掌，眼看就要当顶拍下，把我的脑袋硬榨进肩背里。“如果是我的婆娘，哼，看我不血洗你们全家！”我的两位朋友忙架住众贼，律师说：“现在不是旧社会，历史发展了，这夺妻之仇嘛，就算不了啥，我一年不知要打多少起离婚的财产分割官司！现代人，好合好散，如果我遇到类似情况，会主动提出离婚的。”枪客闻之瞪眼说：“婚要离，人要杀！我们专程从乐山赶上来，会知成都市面上的各位老大，就是为了办这事，依我说，绑跑算了。”
说客露出恨铁不成钢的神色：“胡牛呀胡牛，按说我们这种冷面杀手，应该见面就捅你几刀，让你醒点眼子，凉快凉快，偏偏我又同情你是读书人！”我说：“就这几根筋，剐了也拿不出四万元。”说客说：“今天你带了两位老师来，证明还是有诚意的，你能拿多少？”我说：“最多当面向××的男人陪个不是，请大家一台客。”说客说：“一台客？笑话。我们一泼人远道从乐山来成都，候了你几天，这差旅费、辛苦费、成都市面的打点费，就值一桌酒席？啥子山珍海味这么贵？”
我还要顶，律师忙拦住：“大家给我张某人一点薄面！我在打点官场之余，好歹同道上的朋友交情不错，乐山的周氏二虎，拖了命案的，逃到本地首先找的旧的。现在发了，开了好几家搏击学校…”说客不认黄：“乐山的龙头，我们只认雷公，至于老的，我们没听说，也不想听说。老师有这方面的朋友，可以介绍来会一会，谈得拢练酒，谈不拢练刀，不打不相识嘛。”
律师说：“都在江湖上混饭吃，何必扯破脸面？黑道水深火热，总有要扯倒碰到的关系。不然，胡牛拿不出钱，你们把我绑去好了。兄弟为警官学校出身，同学遍天下，失踪一盘，当体验生活，让一千个警察满城拉网找人好了。”成都杀手冷笑数声，丢出一张名片：“请神送神，交个朋友，有啥不敢？”我忙接过来读片子上的字，顿时冒一头冷汗：“清洁社会，替广大客户伸张正义，讨回公道，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全部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客户的权益不受侵犯。”在名片上面，竟赫然大书着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律师此时才意识到对手不是闹着玩，说客劝住跃跃欲试的众贼，满腔激情地背了首打油诗：“下岗工人不要愁／腰间别把小斧头／街头巷尾站一站／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国底层访谈录 — — 被勒索者胡牛）
如果说这还只是民众之间的小纠纷，那么忠义也帮助许多巴蜀秘密结社组织起来对抗政府：
气焰嚣张，毒枭为“仗义”马仔立碑赞“忠魂”
200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敖兴满贩毒集团遭受重创，首当其冲的是其马仔周渝之死。当年6月9日晚，重庆市公安局禁毒处在一租赁房内查获了令人震惊的50公斤海洛因。周渝正好在场，他供认了自己贩卖50公斤海洛因的事实。
身为缉毒警察，罗力很快知晓这一大案。罗当时是禁毒支队副支队长，对毒品行业非常了解，知道“道上”当时能做如此大桩毒品“生意”的人为数不多。于是，当晚，他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敖兴满，询问这批毒品是否是他的。
敖兴满自然矢口否认。
罗力的电话让他知道：有一个手上有大量毒品的人“栽水”了，而周渝的电话打不通了，他很快推测出，周渝出事了。于是，他电话通知周光全等马仔，立即逃往深圳，商定“惟一的办法是跑，越远越好”。自己逃到青岛。
去青岛前，敖兴满向罗力打电话，说他在跑路（重庆方言，指逃跑 — — 记者注），并询问罗力能否帮他想办法。
这等于敖兴满变相承认了周渝所持毒品是自己的。刚到青岛，罗力来电话告知“周渝没有交代你们，可以回重庆”，于是，3个“惊弓之鸟”回到重庆。作为周瑜的上家，这起毒品大案幕后的真正主脑 — — 敖兴满，就这样在罗力的帮助下，逍遥法外。
周渝在“6·26禁毒日”被执行枪决后，“心存感激”的敖兴满等人在歌乐山为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墓地并立碑“忠魂上九霄 美名传千古”。周渝的“仗义”让敖兴满逃过一劫，但得力干将的伏法，仍给这个大毒枭一记沉重打击。（重庆最大毒帮覆灭记 — — 中国青年报）
当然，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就是重庆打黑期间出名的“黑老大”，陈明亮：
陈明亮拉拢人很有一套。他经常去监狱探望一些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他左膀右臂的雷德明和沈亮，这二人上世纪90年代末曾入狱劳动改造。他们出狱后，陈明亮将自己名下的股份拆分了20%给雷德明、10%给沈亮。作为回报，雷德明和沈亮对陈明亮可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随着势力越来越大，陈明亮有些飘飘然，对外放话说自己是重庆“第二政府”，敢管“政府都管不了的事”。而真正让他在这个圈子里打出名头的，是他和重庆另一黑老大王兴强“黑吃黑”的事。
2005年，商人贺伦江在与王兴强酒后赌博时，输了9700多万元。酒醒后，他觉得自己输钱是被人陷害，不给钱。贺伦江曾任重庆市渝北区侨联主席、工商联副主席、渝北区房地产协会会长，也算有头有脸，但还是不敢得罪王兴强。于是，他找了很多人从中调停，但都未谈妥。后来，他找到了陈明亮。“交给我来处理！”陈明亮满口应允。
第二天，陈明亮就安排了雷德明几人去跟王兴强谈判：“这个钱你就别要了！1000万了事！”王兴强当然不同意。陈明亮团伙成员当时就放狠话说：“你试试！你要再敢找贺伦江，我们就找你！”其实，王兴强也不是和善的主儿，只是“黑”不过陈明亮，最后，收了2000万了事。贺伦江为了表示感谢，“孝敬”了陈明亮等人1800万元。
同时，为巩固地位，陈明亮还准备了大量的枪支弹药，隐匿在与大世界酒店仅一街之隔的魁星楼内，并派专人把守。为的是一旦哪天遇到特殊情况，能迅速将枪支送到云梦阁支援。
渐渐地，在重庆，所有出来混的没有人不知道陈明亮。一些人甚至还以加入陈明亮的组织为荣。该团伙成员在许多场合称自己就是“江湖110”（重庆“第二政府”覆灭记）
像陈明亮这样的组织如果有足够的胆识，政治智慧和良好的策划，薄熙来和王立军当年很可能无法活着离开重庆。而像陈这样的组织，在巴蜀还有非常多，有些即使不如陈做得这么大，但也能在当地掌握相当数量的资源，他们并不排斥使用武力，所以在危机关头或天下大乱的时候，完全可以承担保境安民的角色。
我们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巴蜀人民并不是甘愿为共产党卖命的。他们以绵延巴蜀千年的巫术和忠义为核心，组织起了大大小小的基层共同体。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就完全可以蜕变，成为守护一方的中坚和支持巴蜀独立的先锋。我们欢迎各位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故事，好让我们为他们正名，而不要被共产党污名化。我们更鼓励沦陷区和海外的巴蜀人，不要忘记我们的传统，积极组织结社，为自己，为亲人，为朋友，也为祖国的复国事业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