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独立》8月刊——文革特刊
红日昼升，百鬼夜行 — — 文化大革命的三重奏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科文（Paul Cohen）在其不朽之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中，完美的为世人演绎了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此书接近尾声时，作者注意到了红卫兵和义和团的关系，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红卫兵如何开发义和团神话来作为自身的历史先例。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种开发很多时候是毫无原则的。比如义和团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可以在文革期间被划作“牛鬼蛇神”或者“封建迷信”的代表，而红小将则是要负责打倒这些人的。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表面和枝节，只看结构和主干的话，那么义和团跟红卫兵确实处在非常相似的地位：他们作为长期被建制势力（established power）压制的边缘群众，急切需要一个机会破坏一切才能让自己喘一口气。所以虽然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都千差万别，但处在相似的演化环境里，红卫兵还是在造反时感受到了义和团当年的感受，正如清教徒为主的美国诸国父仍然在建国之初体会到了多神教的罗马诸元老的感受。列宁党干部体系和儒家宗族体系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但红卫兵和义和团对他们分别的仇恨却是相似的。
《历史三调》把义和团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察，自然弹出了不同的音符。而我在这里则试图像三重奏一样呈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时存在的三种势力纠缠，他们是：列宁党干部之间的残酷清洗，列宁党与毛派的厮杀，以及民间武装团体的萌芽与被扼杀。这三种势力纠缠又进而证明了支那（这里的支那没有侮辱性的意思，单纯指地理上的含义）的三个特性：殖民地性，洼地性和内在分裂性。主流文革研究对这三个特性理解不足，民间对文革的想象又非常脸谱化，以至于当今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事件做不出任何合理的叙述和重构。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在撒谎，有些中文世界里的研究著作又往里面加入了更多的谎言，比如各种各样的“回忆录”或“反思”，这从反面说明文革对中国当代政治的深刻影响。英语世界对文革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文的影响或者说误导，但客观的角度和许多研究者敏锐的洞察力仍然让英语著作在框架和结构上获得了许多成果，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中国”的经验性理解不足，总是雾里看花，可以描述概况，但细节上的诸多错误阻止他们进一步深入。比如他们可以比较完整和全面的描述北京的文革，或者可以讨论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和外交策略，但涉及到地方文革，总结文革的发动原因或讨论某些具体案例的时候，往往隔靴搔痒，有时只能借助政治符号才能理解。民间的文革想象则是以矫揉造作的伤痕文学为主体，一瞬间，刽子手，死刑犯，狱卒，监斩官，县太爷，看热闹的观众好像全部都成了受害人，这当然是有人蓄意引导和操纵的结果。至于文革结束后未被处死的”造反派”们，有许多像江青在“法庭”上的咆哮那般只剩下表演，有许多像张春桥一样一言不发，我们只能从他们不多的发声渠道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没有特定敌人的全民战争，“毛泽东思想”的符号孤悬在天上，各色鬼神在黑夜中相互厮杀。从北京和党中央的角度而言，线索还比较清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势力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苏联代理人的压迫之下喘不过气来。共产党从来不以宽容著称，不可能让毛泽东这样的“富农分子”长期占据党主席的位置。彭德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直指毛泽东。为了自保，毛只得以攻代守。他切断中国与苏联的联系，把苏联代理人困在中国，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击败苏联代理人。然而他的基本盘实力不足，除了许世友这样的丘八，就是张春桥这样的丘九。中国社会盛产这两种人，但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阴险残酷有余，组织不足。在同样甚至更加阴险残酷，而且组织更严密的列宁党面前，毫无优势可言。好在“苏联代理人”并不是一个整体，毛泽东可以借力打力，这本来也是他擅长的。康生和周恩来的缠斗说明列宁党同志之间的清洗仍然照常进行。共产主义是不能错的，列宁主义是不能容忍失败者的，党国体制又是没有和平退休的，任何政策转向都代表着提出和执行前一个政策的人有着被消灭的危险。共产党用定期清洗同志和前任（当然这也并不妨碍曾经的敌人在文革后再次变为同事）的方式代替成熟国家的民主选举和威权国家的军事政变。文革只是给列宁党同志之间必将到来的清洗加上另外一个理由而已。
中央以外，文革的情况就非常复杂。省一级的行政机构可以大体分为维护列宁主义体制的“保皇派”和不满体制的“造反派”。“造反派”的组成比较复杂，有被体制边缘化的激进文人/丘九，有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老人，也有出身“黑五类”和“麻五类”的年轻人。他们在地方军队和干部体系中的比例直接决定了他们和省级体制斗争的成果。但正因为“造反派”来源复杂，彼此之间无法真正信任，所以有许多“造反派”即使在某些省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也就迅速陷入了各派系之间的内斗，在彼此的消耗中走完了十年，然后被卷土重来的列宁党镇压或收编。层级越往下，情况越复杂，因为文化大革命将宣战的权力交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上。谁都可以对任何人宣战，所以自然而然的，利用这个机会打击私敌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谁能保证你不惹别人，别人不会惹你呢？你不愿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你的敌人，你的敌人会这么仁慈吗？所以这就是伤痕文学和喜欢无病呻吟的文艺青年前些年津津乐道的：文化大革命把人性的黑暗激发了出来，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呀！在他们后面操纵的，是重新掌权的列宁党干部。他们支持这个说法的重要原因是要同时向国内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证明，如果没有我们纪律严明的列宁党来主持秩序，中国和亚洲岂不是要大乱？仅凭这一点你们不就应该支持我们继续执政吗？
然而这个说法是错的。文艺青年除了自我陶醉以外懂得不多，列宁党就完全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了。文化大革命确实制造了秩序真空，但同时也给了有能力自我组织的团体发展的机会。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会让手无寸铁的文艺青年魂飞魄散，但也会通过战斗组成的纽带，刺激拥有新的共同体意识的团体形成。这些团体拥有自己的武装和组织，他们之中即使不是大多数，至少也有少数可以形成有政治责任的团体，稍加成长就可以变成军阀的雏形，进而威胁中共的统治和中国的存在。“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根本不重要，随时都可以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加以修改或者彻底抛弃。他们在文革末期还比较分散和弱小，但也不是不重要。列宁党未雨绸缪，夺回统治机器后用“严打”的名义镇压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勉强维持了党的威望。然而经此一役，列宁党的统治机器已经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的工作效率了。
因此，正如文化大革命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物一样，其遗产对于不同人来说也是不一样的。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文化大革命的三重奏里得出支那的三个特征。第一，殖民地性，即支那总是某一个势力的殖民地。它从清帝国的殖民地变成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托管给各路代理人军阀（民国），再变成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殖民地。文化大革命就是苏联殖民势力的代理人与中国本土势力的冲突。筒子楼，“东北老工业基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白毛女，甚至《毛泽东选集》，都处处映出苏联的痕迹。如果说波兰，捷克和东德人私底下根本看不起莫斯科的乡巴佬的话，伏尔加河，红场和克林姆林宫给支那人和中国人（追求帝国复兴的支那人）带来的就是浪漫的想象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对苏联的敬畏，只有改革开放“慕洋犬”对美式自由民主的敬畏可以相比。同时，共产党的殖民主义也激起了被殖民者持续不断的反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也是反抗红色殖民的许多尝试中的一次。
第二，洼地性。洼地最大特征就是秩序的匮乏，造成的结果就是在高地具有破坏和革命性的力量，在洼地竟然有建设和保守的力量。佛教在印度本来是破坏者和革命者，到了印度以东列国却成了技术输入者和秩序保护者。佛教跟远东各国各色的多神教结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佛教各派系。马列主义在西方也是破坏者和革命者，到了支那却成了西方秩序扭曲的传播者和技术输入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成了学生和工人团体组织的由头，如佳士事件。马列主义跟佛教不一样的是，前者是直接由苏联运用现代技术深入远东并强行摧毁自发秩序，后者则是以宗教的形式跟自发秩序相结合，所以马列主义在远东造成了如此大的伤亡。另外，马列主义传到洼地以后跟中国的帝国野心相结合，造就了习近平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而佛教没有。但假如我们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视角来看，那么二者在远东的传播没有本质差别。所以不可避免的，马列主义也跟当年的佛教一样受到了洼地的腐蚀。周恩来，李克农，叶剑英这样的黄俄折损殆尽，却培养不出合格的接班人，逐渐被洼地自发产生的做题家和流氓无产者代替。
第三，内在分裂性。维持统一的成本是昂贵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意思其实是，没有外部征服势力建立统一帝国的话，天下是必然要分裂的。列宁主义的机器稍微一放松控制，支那立刻就有分裂的苗头。这个道理，对谙熟中国历史，曾经的湘独健将，写出《反对统一》的毛泽东来说是不可能不懂的。列宁党的机器经过他的打击，已经无法复原，问题只在于是超负荷运作导致爆炸还是腐蚀过深导致无法启动。他在生命的最后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的促进了支那的分裂，间接完成了他当年的理想，令人哭笑不得。
文革前巴蜀情况概述
印度是东方各国的文化导师，这一点古今如一。佛教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的时候，当时的佛教徒一般认为今天印度中央邦这块地方才叫“中国”，这至少比把郑州-驻马店一带叫做“中国”更接近文明传播的规律。本文也受到了发源于80年代印度的subaltern studies（属下研究）的启发。Subaltern studies，简单来说，就是从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以外的团体的视角来研究历史。它源于印度对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研究，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如果运用在巴蜀和远东的文革史研究上，却能发挥出很大的效果。属下研究想要寻找的东西，在英印帝国里并不明显，因为英印帝国的吸纳机制相对完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殖民统治下却异常清晰：被压迫的被殖民者，被列宁主义体制排斥和边缘化的“他者”，被夺去声音的“造反派”，被线性化和简化的历史叙事等等。所以正如佛教只有在印度以东才能取得巨大成功一样，属下研究也只有在印度以东才能获得真正的成果。
然而如果我们要用属下研究的方法来接近巴蜀文革史的话，却会遇到它在印度相似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关于“造反派”材料的问题。从巴蜀文革史现有的材料来看，话术都是共产党的，文革中的“他者”没有自己的声音，但只要能逆向解构共产党的话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大致的判断。另外，文革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正在进行的事件。许多人因为文革期间的行为，被惩罚或者被奖励，因此他们也在不断的修改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叙事体系，直到今天。更具体的文革脉络，恐怕只有等共产党政权崩溃以后才能发现。但即使是从这些私人的回忆和叙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巴蜀文革的许多组织和斗争模式，这为来势汹汹的洪水和随之而来的复国事业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巴蜀文革大致特点有三个：1.反抗苏联式殖民统治；2.进入武斗迅速，开展武斗激烈；3.巴蜀各地“造反派”互相支援。这三个特点跟文革前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需要简单叙述一下从巴蜀沦陷到文革之前的这段历史：
巴蜀第三次反恐战争失败以后，共产党终于在大体上控制了巴蜀全境，但对于共产党的殖民统治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手不足。巴蜀是远东最后一批被攻陷的国家，又是青年党的基地和国民党的“大后方”，所以共产党的立足之地非常有限。沦陷后不得不大量使用以前的行政官员和仓促培养新的干部，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度是很有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总是不放心巴蜀当地官员，要从“解放区”大量调集其他地方的官员进驻，这自然激化了巴蜀人与外国人的民族矛盾。“主任是个从延安来的老革命，我的顶头上司。老革命搞年轻女人我已经见得多，但是当场撞见，而且是顶头上司，事情就不妙了。”然而最阴险的还是挑拨离间共同体之间的纽带。一家人，一个社区内部的人，谁能没有一点矛盾呢？共产党苦于人手不足，利用这些矛盾破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让他们在内斗中消耗了精力，无力联合起来对抗殖民者。“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正常的交流，人人噤若寒蝉。我说，我们那些日子里放的屁都比说的话多。”（一次不幸的亲眼目睹 — — 蒋维亮）
这样的计策也并不是总是成功的：
…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淮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长寿湖，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右派 — — 刘曼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各种运动在巴蜀的意义就是试图将这样的反抗种子扼杀在萌芽以前。之所以说这些运动就是种族灭绝，是因为它并不是针对共产党的敌人或者有组织的反抗势力，而是有计划，有步骤，按照比例的杀人。“我说‘肃反是肃清反革命，解放时我弟弟才十二、十三岁，怎么也被抓起来当反革命分子审查？’那时，我把反革命的概念局限在‘拿枪和共产党对抗的战场敌人，或者搞破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等。’没想到‘反革命’可以随时空变换而内涵不同。”（同上）种族灭绝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主要执行者是李井泉。他们借助土改，朝鲜战争，反右等各种运动，直接和间接屠杀的巴蜀人超过了一千万！没有受害者是真傻子，也许当时的许多巴蜀人还不能看清幕后黑手邓小平，但他们对李井泉和植入巴蜀的殖民机器的痛恨是毫无疑问的。
屠刀仍在滴血的时候，红色殖民者又把一支利剑插入了巴蜀的腹中，这就是所谓的“三线建设”。巴蜀的重工业非常不发达，尤其是铁路数量按照苏联模式来说严重不足，因为巴蜀内部丰富的水资源就是天然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依靠自发秩序来修建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就像修建川汉铁路一样，必然是非常缓慢的。要在短期修建大量的工厂和铁路，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不可能做到的，巴蜀独立时期的政府二十几年也没能做到。所以巴蜀的重工业基本上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带来的。他们在巴蜀强行建设重工业当然就是牺牲巴蜀本土社会的财富和人力而为帝国和殖民者建设抽血机。“三线建设”时期带来的大量工厂基本都是不顾当地生态和经济状况强行建设起来的，不仅吞噬了大量的财富，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殖民者和殖民地的矛盾，还用国有企业和工厂“改造”了许多巴蜀人，把他们变成了拥有国企人格的帝国工具。文化大革命给了巴蜀人反抗和报仇雪恨的机会，但由于巴蜀共同体被割裂成一块块更小的团体，互相之间失去了信任，所以武斗才会特别迅速和激烈。最后，朴素的民族情感维持了这些更小的团体，让他们在斗争中同仇敌忾，各地“造反派”依靠朴素的民族情感互相支援，给予了列宁主义机器沉重的打击。
典午忽兮，月酉没兮：文革期间所谓的“报应”
“善恶有报”的朴素价值观对于保存巴蜀的民德是有帮助的。就我本人的家族来说，我某一位祖先深受佛教的影响，从不杀生，爱干净，讲卫生，不害人不坑人，坚决不吃牛肉，ta认为自己的高寿就是来源于这些善行。我另一位祖先在张国焘占据蜀北时期遭到邻居的出卖，在他本人外出经商的时候家里女性全部被杀光了。他后来说这家邻居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报应不断，惨祸连连，最终一家都死绝了，最后死去的那位临终前悔恨不已，大喊着我祖先的名字说“我对不起你”。但光靠这些简单的善恶价值观是不够的。第一，它适用的范围太局限了。用俗话来说，有一些报应不是现世报，它可能发生在本人看不见的将来，那么在报应到来之前就必须有更复杂的解释体系来维系民德。第二，它容易让人以为报应是上天送来的，自己不用做任何事情。但是维持宇宙间的能量守恒（也就是所谓的善恶相抵），每个人都责无旁贷。这个道理对于培养嫉恶如仇，武德充沛的共同体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巴蜀叛徒和仇人都得到了“报应”，但这里必须指出，这些“报应”有很多不是简单的“善恶有报”，而是各种势力的博弈和巴蜀人抗争的结果。而还有更多的巴蜀仇人逍遥法外，他们的后人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逝去的巴蜀人的正义，仍然等着他们的继承人为他们伸张。
这里的第一位主人公是任白戈（1906–1986）。
任是南充人，贫下中农出身，考入张澜开办的南充中学。旧式地主和统治阶级不熟悉全民战争和政治动员的机制，南充中学被大量的共产党员渗透，比如赫赫有名的匪谍张秀熟。任白戈在此期间被收编，后来从事宣传和文化工作，与青年党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也参与过阴谋和颠覆活动，比如大匪谍杨闇公组织的重庆“三三一”阴谋。这个阴谋被巴蜀民团领袖曹燮阳、申文英们挫败。杨闇公被打死，任白戈仓皇逃窜：
当时，任白戈在主席台的一角做大会记录。敌人向主席台射击时，他赶紧跳下台，钻进人群，逃出会场，直奔城墙，奋力向城外的乱葬坟头跑去，随后待机渡过嘉陵江，到达江北，天黑才脱险跑回机关。（任白戈在重庆）
任白戈是文革期间第一位被打倒的在任市委书记，他当时身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和重庆市长三职于一身，账面上好像是川东最有权力的人，然而他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牺牲对象而已。他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沙皇”周扬的追随者，在周倒台以后也不能幸免。邓小平和四川的干部党曾经想要保他，但文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势不可挡，任后来就被李井泉拉出去吸引“造反派”的注意力，然后作为战利品被重庆两大造反派抢来抢去：
任白戈是从重庆大学押来的，批斗完后，下午３点多钟，八一五派将任白戈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上，准备送回重大。开车后不久，看到路边有一个自来水站（当时自来水还没有接入每户人家，居民都得从水站买水后挑回家中使用），任白戈提出想喝点水，押送的造反派也想喝水，便停下车到水站取水，不料，正在此时，江北十六中学的反到底派红卫兵突然冲来，将任白戈抢夺到自己手中，呼啸而去。
一天，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一位负责人来到重医，重医兵团负责人向他说起任白戈不好安置一事，那位军工井冈山负责人开玩笑说：“那有啥子难的？随便找两个人把他拉出去枪毙了算了。”（何蜀，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第二位主人公是富顺人陈刚（1907–1967）。他是何实山的第二任丈夫，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女婿。陈刚早年的轨迹契合进步青年投共的轨迹：反对包办婚姻，进入北京求生，被李大钊招募，接下来的一切都顺理成章。陈刚大约比任白戈的组织和工作能力更强，经常被派到关键地区和部门执行任务，官至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他丰富的白区经验和被捕记录让他在文革期间天然警觉，曾向康生反映“江青来路不明，历史有问题”（四川省志 人物志 陈刚），果然文革期间就被打倒，被造反派关押。他的死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说是被造反派虐待而死，有人说是自杀，还有人说是病死：
1967年6月7日，被造反派关押半年多、长期经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陈刚在四川含恨离开了人世，时年61岁。想到丈夫为革命奋斗一生，竟换来如此的结局，何实山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有人出来喝止：“哭什么？一个反革命死了有什么值得哭的？而且他是自杀的，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不，不可能！”何实山强忍悲痛，坚决反击道：“陈刚的个性我最清楚，他是绝不会自杀的！绝不会！”她急急地离开了陈刚的遗体，四处找人反映情况。她要把这个消息报告中央。造反派此时慌了神，他们立即报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人指示他们，给陈刚加上叛徒、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立即火化。然而，也恰在这时候，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陈刚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这个由中央负责，你们必须保护遗体，查明死因上报。按这一指示，成都、北京等地的医生对陈刚的遗体进行了鉴定，一致的结论是：“由于心脏病恶化，发生急性心力衰竭致死。”本来有这样的结论就足够证明一切了，但造反派刻意隐瞒了实情，直到1973年，问题才得以解决。先是中共四川省委恢复，党的权威重新树立起来，接着何实山被解放出来，担任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在何实山的要求下，省委指派专人负责解决陈刚的问题，查出了1967年时由成都、北京等地医生所作出的联合鉴定，立即上报了中央。周恩来很重视，亲自过问这个事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为陈刚恢复名誉，批准为陈刚发丧，举行了追悼会。何实山戴着白花走在灵车前，面对前来为陈刚送葬的干部、群众，她感动得泪流满面。“陈刚，你若在天有灵，也可以安息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三个女儿）
如果说任白戈的故事反应了共产党干部之间的内斗的话，陈刚的故事则反应了列宁党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从担任文革炮灰的角度而言，任白戈和马识途的经历倒是颇为相似。他们长期在白区活动，非常容易被认为是间谍。他们又从事的是宣传和文艺这些远离权力核心的工作，非常容易被打倒。他们的小打小闹既没让他们躲过文革的风暴，也没能让他们在文革后获得什么实质性的补偿，文艺工作的廉价，可见一斑。陈刚之死则可以算是造反派的一大胜利，他们亲手消灭了恶贯满盈的老列宁党，但这仍然不够。李井泉在巴蜀的罪恶大得多，熬过文革以后却可以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亲手策划了巴蜀种族灭绝，被打倒期间还可以喝特供茅台，复出以后成了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无怪造反派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复辟。所以巴蜀人对共产党的复仇，不到把他们赶出巴蜀全境以前，仍然不应该停止。
“莫将万字平戎策，去换东家种树书”： 巴蜀⽂⾰的脉络与启⽰
⽂⾰后多年，当时在重庆⼤武⽃时期的两个⻛云⼈物：“⼋⼀五”机关报主编周孜仁和“智擒李井泉”主要执⾏⼈郑全体在⼴东省佛⼭市相遇了。周孜仁记载当年热情奔放，⼲劲 ⼗⾜的“亡命之徒”郑全体已经在“⼀间中等专业学校教书 — — 五⼗岁的他已脸⾯松弛，神⾊萧索。” 周把这次会⾯记录了下来：
“⽆⾔相对许久，我真诚的对他说：不管怎样，咱们曾经真诚的努⼒过吧？咱们总对得起自⼰的过去吧？别让⼈看我们的笑话不是？他平静地淡淡⼀笑，对我说，他根本不想回忆过去，现在他只想做⼀件事：怎么多挣钱？那⼀刻，我莫名其妙想起了辛弃疾的⼀句诗：还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中暗暗有些苍凉。”（周孜仁《⼀个红卫兵⼩报主编的⽂⾰记忆》）
如果还有⼈要问学历史有什么⽤？“对得起⾃⼰的过去”就 是答案。“为什么昨天我还是⻛云⼈物和造反有理的⾰命健将，今天就从集体记忆⾥被抹去，是反⾰命和被严打的对象？”这个问题，萦绕在所有被列宁党清算的造反派⼼头。 哪怕是在今天的重庆，就我个⼈所听到⻅到的，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已经60多岁的⽼年⼈。有的⼈闭着眼睛说，⾛资派已经全⾯复辟了，⽂化⼤⾰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了： “⽑主席时代我们所有⼈都⼀起穷，现在勒些当官的搞腐败只晓得为个⼈”。这类话如果理论化，系统化⼀下，就是张春桥的《狱中家书》，按照⽂化⼤⾰命时期的话语体系来说不能算错，但他们只剩下哀叹和私底下偷偷怀念。有的像郑全体⼀样直接不去想，完全放弃了任何意识形态和符号的经营。周是个⽂化⼈，所以试图⽤“宗教狂热”，“个⼈崇拜”和研究各种⾰命活动来解释⾃⼰的过去，这种类型出现在公众视ᰀ⾥最多，⼀是符合惯⽤符号来理解世界的⻄⽅体⾯⼈对⽂化⼤⾰命的好奇⼼，⼆是暗合列宁党对⽂化⼤⾰命的定性。然⽽任何参与过当年⽂⾰的⼈恐怕都会 说，这些解释和理由都不⾜以安抚⾃⼰内⼼的空缺和焦 虑，他们不能够准确的描绘⾃⼰当年的⼼境。价值观的颠 倒是危险的，要让⼀群⻛烛残年的⽼⼈在晚年否定⾃⼰⼀ ⽣的⾼光时刻该是⼀件多么困难和残忍的事？但他们没有 其他办法，只得机械般᯿复“资产阶级复辟”或“⺠主”，“法制”，“极权”，“个⼈崇拜”，“赎罪”等词，在饿⻤道⾥找不 到出路。
本⽂就是超度他们的⼀种尝试。简⽽⾔之，巴蜀⽂⾰是巴蜀朴素⺠族情感的体现。⽂⾰早期，被共产党体制排到 边缘的巴蜀造反派们把⽕⼒主要集中在各级党国机器和他 们组织的“保守派”身上，取得了全⾯的胜利。巴蜀造反派 的胜利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对打击整个中国共产 党和中华⼈⺠共和国都起到了关键作⽤。⾄此为⽌，这个 格局⾮常类似巴蜀第⼀次独⽴战争（保路运动），“天下未乱蜀先乱”眼看⼜要重演。然⽽此时远东各国的基层组织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党国机器在实⼒对⽐上仍然占有优势，所以未能演变成各⺠族的独⽴战争。党国机器利⽤巴蜀造反派之间的⽭盾，将他们分化。严禁武⽃，收缴了巴蜀⺠兵们的武器，以⾄于以⽂⾰为名的巴蜀反恐抗殖战争在⼤局上被消灭了，然⽽在战争期间形成的各种团体和 组织延续了下来，有许多仍然存活⾄今。把⾃⼰发明成巴蜀⺠族独⽴的先⾏者将是他们最好的出路。
巴蜀的造反派领袖⼤多是“麻五类”和“⿊五类”出身。
宜宾造反派领袖谢英富：
我们运输队是个很复杂的群体，有管制分⼦，有劳教过的 ⼈，有右派，也有不少是其它单位调皮捣蛋才来当搬运的 （其实他也是个搬运才被提上来当⼯作组成员的）。当然你们是好的，其他也有好的，总体来说是个复杂的群体。 有⽂化的⼈也不少，只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刚才余队 长给⼤家讲了目前的形势的严重性，希望你们这些骨⼲、班长些认真发挥作用，硬是要保住我们队不出问题，这样对⼤家都好嘛。（谢英富《脚印》）
⾃贡⼤安区造反派领袖王本⼀：
王本⼀是自贡市⼤安区造反派知名头头。原是⼤安区运输 站职⼯，⽂⾰运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那批“老造反”之⼀。 （王锐《⾃贡⽂⾰研究专辑》）
成都七中造反派郑光汉，是郑介⺠的⼉⼦：
郑光汉是七中初66级1班我的同班同学，绰号叫“战花⼉”， 成都话的 “战花⼉”与“颤翎⼦”同义，“颤翎⼦”通常是指唱 戏的⼈头盔上长长的野鸡尾巴⽑，也有⼈称为“野鸡翎 ⼦”。唱戏时在头上⼀晃⼀晃的，⼀抖⼀抖的，招眼得很。 他个⼦不⾼，皮肤有点⿊，结实，跑得快，弹跳好。他相 当聪明，篮球、排球、垒球、⽃鸡凡是运动项目他都精 通。特别是游泳，也许是他们五中⼼小学靠近南门⼤河， 他的游泳技术在班上肯定数前5名。别看他⼀天耍到⿊， 没用⼏分精神在学习上，但是学习成绩在班上仍然算中 上…照郑光汉的脾⽓，⽂⾰中的武⽃他肯定是积极参加 的。1967年的5月4日打川棉，5月6日打132厂，都碰见他 在现场，他说5.5打⼿管局他也去了。不过这⼏次他都没有 受伤。这里说的凡事不过三，是他流⾎的三次。学校里我 们这⼀派管得紧，枪、汽车都不许乱用，他不习惯，所以他经常离开学校，在川医找其他中学⽣耍，但是凡是学校 有⼤事，他都返回来参加。郑光汉对⼈热情爱帮忙，不论⾼中初中男⽣⼥⽣，他都有 求必应。他娃敢于出⼿反应也快，⼀次他和初67级青林森 等⼏个同学在学校外碰见⼏个七⽑的同学，其中有我们班 的李铁男，在第⼀时间郑光汉举起驳壳枪指着李铁男就是 ⼀枪，没有打中。李铁男在七⽑武⽃队里也是知名⼈物，但是没有回⼿转身跑了。事后郑光汉和⼏个同学说起这 事，我说虽然李铁男是对⽅武⽃⼲将，如果我遇到他出于 同班同学我还是不打第⼀枪。郑光汉说帖娃⼉你娃瓜的， 先下⼿为强，后下⼿遭殃，⼭东屁⼉⿊，如果那天他娃先 看到肯定先开枪。又说班上阶级路线辩论时⼭东哪里想过 什么同班同学，可见郑光汉对班上运动初期阶级路线辩论 的做法还耿耿于怀。⽂⾰前只知道他出⽣不好，⼗⼏年以 后听说他爸爸是国⺠党军统巨头郑介⺠，到台湾去了，他妈妈在五中⼼⼩学教书，因为他爸爸的原因在历次运动中饱受冲击。（吕帖《成都七中⽂⾰武⽃杂忆》）
前⽂提到的周孜仁：
最⽕时节 — — ⼤⼈后来告诉我，说⽗亲曾荣任成都纺织商 会常务理事之类要职。商会设在东⼤街“沁园”茶馆，墙壁 上挂着老爸标准相。⼤⼈还说，⽣我那会⼉啊，为招待朝宾客，鸡蛋⼀盆盆地买，流⽔般往锅里倒。事业最⾼潮 时，是⽗亲在东升街74号买下了整整⼀座院⼦… （周孜仁 《岁⽉回望录》）
如前所述，在巴蜀也有大量按照共产党的分类标准来说出身合格的，对共产党不甚了解，在沦陷前后才加⼊共产党的⼲部。他们中也有⼈在后来才模模糊糊意识到共产党是什么，⽴刻显示出“右派”的痕迹，这从另⼀个侧⾯说明邓⼩平对巴蜀籍⼲部的担忧是完全有理由的。⽐如“⼋⼀五” 的⼲将⻩廉：
我1933年出⽣于铜梁⼟桥乡，随⽗亲自幼在重庆谋⽣，我 ⽗亲解放前先在望龙门小学当校⼯，以后在东林煤矿当⼯ ⼈。母亲是家庭妇⼥。本⼈7岁到重庆，读过小学，初中 ⼆年级之后因为家里贫困，辍学后曾在又新川剧学校当学 ⽣，后进⼊重庆小米市群丰商⾏当见习⽣，相当于学徒… 我对党支部包办的反右运动有些想法，就在会上讲，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是谁在那里集中，谁来集中民主就在谁⼿上，我曾提出质疑：党委第⼀书记有了问题，谁来监督？我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发扬⺠主，要让群众讲 话才能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我 还说到⼈事安排上也有问题，在战争年代党叫⼲啥就⼲啥 是对的，和平时代还是要发挥个⼈特长，应该让自⼰选择 ⼯作合适的⼯作岗位，我自⼰只适合当教师，不适合搞宣传⼯作。我还说我们的⼯会⼯作是虚设，⼯会最好是⺠办，官办⼯会没有作⽤。我这样⼀讲就不得了，先要我离 开战⽃组，反右结束后又找我谈话，说“你的出身成份好， 但是你的观点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病住院的时候， 他们在公司里用我的放⼤照片，缺席开批判会。在⽂⾰期间，当权派还以此诬我是“内控右派”，不是好⼈，这在群 众组织中间曾引起过⼏次辩论。我被⽊材公司背地里划为 中间偏右，可是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时候，⽊材公司主持⼯ 作的当权派又不认帐了。当时我听过彭真的⼀个录音报告，那完全是领导⼈可以随 意决定⼈家的⽣死。李井泉在会上举例说，南充的⼀个⽣ 产队长被划成右派之后，就上吊自杀了，他说可以给我打 个电话嘛，上吊⼲什么？他和彭真都是⼀路货，把别⼈的 ⽣死轻飘飘地攥在自⼰的⼿⼼里，自⼰还感觉蛮好。党内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贯如此，⼀句话主宰别⼈的⽣ 杀⼤权，不民主怎么得了？对把持党政⼤权、还想要将权 ⼒窃为⼰有的官僚们，不让群众起来批判⽃争怎么能⾏？还是⽑主席说得有理“造反有理”，哪⾥有压迫，哪⾥就反抗。（《⻩廉访谈录》）
这只是⼀⼩部分⾸领。何蜀在《他们为什么成为造反派 — — 重庆造反派百⼈分析》中已经详细列举了重庆⼤⼤⼩⼩造反派成员的出身，其中⼤多数以“抗争型”为核⼼，对抗殖⺠统治。他们有的武⼒过⼈，有的性格“天棒”好⽃，有的 则是善于宣传和煽动，总⽽⾔之都是因为出身原因⽆法被 吸纳到殖⺠体系中，⼀身才能⽆处施展，或者跟殖⺠者有私仇，才以“造反派”的⽅式释放了出来。这⼀切的⾼峰， 就是重庆最早的造反派组织，“815”战⽃团实施的“智擒李井泉”：
重庆当时最有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重庆⼤学⼋⼀五战⽃团，刚好是在那次批判⼤会前派了个⼏百⼈的“赴蓉挺进纵队”到成都，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将李井泉揪到重庆去批判。到成都后，他们住进了四川⼤学，正赶上了参加⼈民南路⼴场的批判⼤会。可是没想到这次批判⼤会闹得不欢⽽散，更没想到会后听说李井泉失踪了！重庆⼤学这个“挺进纵队”抓不到李井泉，怎么好回去交差？遍寻不得之后，他们以红卫兵名义向这位西南地区最⾼领导⼈ 发出了《通缉令》。这样的《通缉令》虽然⽂字杀⽓腾 腾，但是既⽆法律效⼒，也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单凭这些 年轻⼈的满腔“⾰命热情”，是不可能抓到李井泉的。转眼 已过了1967年的新年，群众性的造反浪潮已经席卷全国， 并开始由“打倒⼀切”发展到“全面夺权”。这时，西南局办 公厅于1 月10日前后收到⼀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电 报，内容是要李井泉到群众中去，有错误就检查错误，不要怕群众。当时西南局机关也已经有了造反派组织。电报被造反派拿到，便有了“尚⽅宝剑”。造反派正愁找不到李 井泉，这⼀来有了办法。1月15日，他们去找到正由西南建 委造反派“监管”、批判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程⼦华，向他 询问，中央给李井泉的电报应该转到何处。那时尽管已经 开始天下⼤乱，但是领导⼲部们的组织观念仍然是很强 的。何况，谁敢承担“封锁中央声音”的罪责？于是，程⼦ 华便说了李井泉已到上海养病的情况。但他也不知道李井 泉在上海的具体住处。重庆⼤学⼋⼀五战⽃团的“挺进纵队”有⼀个驻西南局支 队，正在到处打听李井泉的下落。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看到 成都红卫兵正为两派冲突闹得不可开交，也就把中央来电要李井泉出来见群众和李井泉在上海的消息告诉了重庆⼤学红卫兵。重庆⼤学红卫兵闻讯，如获⾄宝。迅即决定赴上海抓李井泉，并拟定了“战⽃⽅案”。他们首先研究了这个问题：上海这样⼤，怎么才能找到李井泉？他们知道，当时上海造反派已经控制了局势，但肯定不知道李井泉这样的⼤“⾛资派”藏在上海，否则定 会将其赶⾛。因此，要找到李井泉，还得通过华东局的“⾛ 资派”设法“智取”。1月17日下午5点半，重庆⼤学红卫兵三 ⼈，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组成的“战⽃小组”，押着向西 南建委造反派“借”来的程⼦华及其秘书，带着中央电报， 乘飞机飞赴上海。因为程⼦华当时还担任着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的副主任， 到达上海后，“战⽃小组”成员便冒充国家计委⼯作⼈员， 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打电话，谎称程⼦华从北京开会 回来路经上海，有事要找华东局书记魏⽂伯、韩哲⼀商 量。这时上海同全国各地⼀样已经处于⼤动乱、⼤夺权的 “⼀月风暴”之中，上海《⽂汇报》、《解放日报》和⼀些 基层单位已经被造反派夺权。官⽅传媒播发了得到⽑泽东 ⾼度赞扬的上海造反派的《告全市⼈民书》和《紧急通 告》，并且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 组联名给上海造反派发出了《贺电》。在这《贺电》的鼓 舞下，15日已发⽣了⼀起由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联合上 海⼯总司⼆兵团向市级党政机关夺权的⾏动，但因造反派 内部⽭盾，加上张春桥、姚⽂元对这次夺权⾏动未事先征 求他们的意见⼤为不满，拒不予以承认，使这次夺权流产 了。因此，这时华东局的机关日常⼯作仍在艰难运转，华 东局办公厅⾏政处得知“国家计委”来⼈后，便派来⼈员将 他们安排到了锦江饭店住下。在锦江饭店，“战⽃小组”先 找来了华东建委⼀位副主任，从他⼝里打听到，华东局的⼏个当权派，曹荻秋已被打倒，正在监督劳动；魏⽂伯已 经停⽌⼯作，在作检查；韩哲⼀还在造反派监督下管⼀些 事务⼯作。他们分析，只有找韩哲⼀才可能打听到李井泉 的下落。于是，他们便通知韩哲⼀前来。并向程⼦华规定 了韩哲⼀来时的讲话⼝径。电话打出后，他们在房间里⾜ ⾜等了两个小时。直到深夜，韩哲⼀才在两个⼯⼈造反队 员押送下赶到饭店。韩哲⼀到来后，事情却又没有像“战⽃小组”预定的那样进⾏，⽽发⽣了意外。原来，韩哲⼀进门后，程⼦华果然不按“战⽃小组”规定好 的⼝径，⽽是开门见⼭向他说明了真实情况：他不是开什 么会路过这里，⽽是被红卫兵押着来抓李井泉的（笔者当年在重庆还看到过另⼀种说法的⼤字报，称红卫兵在“⾰命⼲部程⼦华”的“帮助”下抓到了李井泉。其实，所谓“帮助” 的真相就是如此）。重庆⼤学红卫兵⼀看假戏不能再演下 去了，便马上掏出红卫兵袖章、胸章，公开了自⼰的身 份，并让西南局机关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电报给韩哲⼀过 目，说是必须交给李井泉。要李井泉按照中央电报要求， 回四川接受群众批判。韩哲⼀自然也不敢“封锁中央声 音”，“对抗⽂化⼤⾰命”，便如实说出了李井泉在上海的住 处－－中共上海市委瑞⾦街招待所。“战⽃小组”为了防⽌ ⾛漏消息，“以⾰命的名义”将韩哲⼀扣留在饭店里。他们 得知李井泉带有秘书、医⽣、护⼠、保卫⼲部、警卫⼈员 共7⼈，还有警卫武器，⽽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又少， 又⼿⽆⼨铁，怎么办？这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是“战⽆不胜”的－－“⽑泽东思想”，即⽑泽东有关“⽂化⼤⾰命” 的“最⾼指示”。上海市委招待所门前有警卫岗哨，当时还 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地⽅。怎么办？“战⽃小组”便派出两 ⼈，立即去找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求援。这时已是凌晨4 点，满城的造反喧嚣已经停息，上海街头只有寒风在撕扯 着满墙的标语、⼤字报，但自认为是在为真理⽽⽃争的红 卫兵、造反派却只感到“满腔的热⾎已经沸腾”。上海公安 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持“战⽃”。 刚好在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 开展⽂化⼤⾰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门“坚决执⾏和保卫⽑ 主席的⽆产阶级⾰命路线，坚决支持⾰命左派，支持左派 的⼀切⾰命⾏动（包括夺权‘接管’）”。上海公安局造反派 听了四川造反“战友”的介绍，当即决定，派三⼈配合他们 的⾏动。⼀切安排停当，已到了18日凌晨6时左右。“战⽃小组”押着 韩哲⼀的秘书，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街招待所。有公安 ⼈员引路，他们顺利进了⼤门。进去时，李井泉的随⾏⼈ 员正在楼下餐厅里准备用早餐。“战⽃小组”给这些⼯作⼈员“宣传⽑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站到⽑主席⾰命路线⼀ 边来”，“同⾛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看到有⼈流 露出抵触情绪，便质问：“你是保卫⽑主席还是保卫李井 泉？”－－这样的问题，自然只能作⼀种回答，当年确实压 服过许多⼈。随后，“战⽃小组”留下⼏⼈继续对李井泉的 随员作⼯作，其他⼈与上海公安局的三个造反派⼀起直奔⼆楼房间，顺利找到了李井泉。他们先对李井泉进⾏了搜 查，然后拿出中央电报给他看，并向他宣布：要将他押回 四川批判。李井泉⼤概早已从传媒中了解到了与这份电报 相同的中央精神，未对电报表示任何怀疑，只是提出应等 医院体检表拿到后再⾛，这自然被红卫兵、造反派认为是 “耍花招”⽽否决了。早饭后，“战⽃小组”负责⼈、重庆⼤学红卫兵向李井泉⼀⾏宣布：从现在起，⼀切听他们指 挥。李井泉和秘书、警卫员及医⽣⼀⼈跟他们⼀起回四 川，其他三名随员，在他们⾛后24小时内不得离开招待所，不得向外打电报、电话，其后自⾏回川，到成都向驻 四川⼤学的“重庆⼤学⼋⼀五战⽃团赴蓉挺进纵队”报到。 并且警告：若有违抗，后果自负。其间，还发⽣了⼀个小 插曲，据造反派传单记载，李井泉的⼀位随员，在听了造 反派宣传后，为表明自⼰与李井泉划清了界限和坚决站到 ⽑主席⼀边的⾰命决⼼，冲过去打了李井泉⼀记耳光。这 样的“⾰命⾏动”，在“⽂⾰”结束之后自然是不会有好果⼦ 吃的。然后，“战⽃小组”找华东局要了⼀架专机，专机落 实后，他们向成都⽅面打去电话，⼗分兴奋地告之“货已到 ⼿”，请派车于当天下午到机场接⼈。当天上午，“战⽃小 组”押着李井泉、程⼦华等⼀⾏，乘专机飞返成都。李井泉 被秘密押往四川⼤学内的重⼤⼋⼀五挺进纵队驻地关押， 第⼆天凌晨，“挺进纵队”用汽车将李井泉押往重庆。1967 年2月19日，重庆造反派⼋⼀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后建 立的“新⽣红⾊政权”－－⾰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长江边 珊瑚坝召开了数⼗万⼈参加的声势浩⼤的批⽃⼤会，李井泉被武装押送到会场，挂上⿊牌，批⽃后用卡车押着在城 内主要街道游街示众。以后他又遭到过⼏次批⽃。4月 底，李井泉被押回成都交给红卫兵成都部队批判。从这年 4月初到5月初，按照⽑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 开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系列会议。5月7日，经⽑ 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正式点名批判了“以李井泉为首的⼀小撮党内⾛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严厉申斥他们“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 党、反社会主义、反⽑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产阶级 ⽂化⼤⾰命中，李井泉等⼈坚持执⾏刘少奇、邓小平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撤销李井泉的党内外⼀切职务。从 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争。（何蜀 “红卫兵 绑架李井泉”始末）
远赴上海抓捕⻄南局⼀把⼿这样艰难的任务，没有团结的 组织和坚韧的意志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没有巴蜀⼈这样 做，那么李井泉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该如何得到惩罚呢？ 列宁党占据优势的中共中央会把邓⼩平的爱将拿来批判 吗？“⼋⼀五”战⽃团在不利情况下仍然将李井泉抓捕归 案，⽆疑是巴蜀⺠族反抗中国殖⺠者的⼀⼤胜利。这⼀次 抓捕符合任何定义下的vigilante，故事的精彩程度绝对不 输佐罗或V字仇杀队，完全可以成为弘扬巴蜀⺠族精神的 艺术题材。参与其中和给予⽀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如果 把⾃⼰看成是巴蜀爱国者，⽽不是中华⼈⺠共和国居⺠， 就不仅不应该感到任何愧疚和⾃责，还应该⾮常⾃豪。
在抓捕李井泉之前和期间，各地造反派组织已经跟各⾃所在地的党国体制发⽣了全⾯的冲突。总体来说，各地机关，⽐如市委，区委，县委等机构，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外国殖⺠者，组织官⽅红卫兵来⾃保，这样的红卫兵遭到 了巴蜀⺠众的唾弃：
重庆地区中秋节喜吃麻饼，按照当时的⽣活⽔准，麻饼实 属⾼档消费品了，因此听说“思想兵”（重庆官办红卫兵组织之⼀）开会所发的点⼼为麻饼，市民更加义愤填膺，⼲ 脆就把保守派⼀律蔑称为“麻⼦兵”。该提法在重庆乃⾄四川⼴为流传。(周孜仁《⼀个红卫兵⼩报主编的⽂⾰记 忆》）
在宜宾，保守派更加猖獗，造反派的形式更为严峻：
由于[保守派]上述的野蛮、粗暴⾏径，激起了宜宾造反派 （即后来称作“红旗派”的）和宜宾⼈群众的极⼤愤慨。为 了自卫，这时才临时想起找棍棒，找铁条来作武器与之抗 衡。但毕竟对⽅在某些⼈的授意、组织调动下，早就充分 准备好了的，⽽且早就将⼤批农民调进了城来搞武⽃。后 从被俘农民⼝中得知，他们是“五⼀三”前就被有组织地调 进了城，说是叫他们来保卫地、市委的，驻扎在翠屏⼭⼀ 带。⼤桥队和省建四公司的驻扎在“杂技团”，城区的红⾊ 派⼈则集中在团结旅馆楼上。试想成百上千的农民有谁能调得动？数以千、万计的⼈之⼝粮，在那计划经济年代， 又有谁能办得到粮食敞开供给那么多⼈吃饭？这不是秃⼦ 头上的虱⼦，明摆着的吗？在⼈多势众，更加上修铁路⼤桥的⼤桥队和省建四公司修 房造屋的建筑⼯⼈，他们均是爬⾼上梯的⾼⼿，农民和⼀ 般⼈员从地面向我们发起攻击，⽽有⾼空经验的桥⼯、建 ⼯则由空中（即房屋顶上）攻击我们（那时宜宾基本都是 些砖瓦平房）。他们在房背上如履平地，简直是打得我们 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之⼒。特别是这种“返祖”式的原始“战争”，我们也只在电影或戏台上见过，故我们根本就 不适应，就连当过兵的也⽆法适应这种旷古冷兵器时代才 有的⾁搏战，要是对⽅再从⽔上开进，那就简直是⼀场 “海、陆、空”的立体战争了。我们的抵抗确实就软弱⽆⼒（要武器装备没有原材料，要吃饭⽆粮食给），很快就从 西门、北门⽅向⼀条街⼀条巷地退下来。战线长都还有⼈ 去抵挡，但要面对这些好像训练有素、⽅略得当的有组 织、有计划的攻击，谈何容易。我们没有统⼀的指挥，⽆组织和计划的决策者，所以哪里 吃紧就奔向哪里去抵挡，真是乱得紧。就是我们“⼋⼋团” 也不完全是在统⼀地抗御。尽管我们是杂乱⽆章地抵御， 多少还与强⼤的对⽅抗衡了⼀周左右。如西⽅的麻线街、 童⼦街、三倒拐；北⽅的北毫巷、鲁家圆；东⽅的崇报 寺、咸西街等，是双⽅⼏经反复争夺的“战场”，相当激 烈、悲壮。我们虽不是有组织、有计划谋略的抗衡，但有 ⼴⼤⼈民群众的支持。如对⽅是有组织的饭菜供给，⽽我 们则是由街道的居⺠群众⾃发地（⼀户或⼏户联合）将家中有限的粮⻝（那时粮⻝是凭票购买的计划年代）都拿了 出来煮成粥，送到各个抗衡点来给我们吃，居⺠⽼⼤娘、 ⼤嫂⼦们竟然将家⾥泡的咸菜、⾖办酱等也都尽数拿了出 来给我们吃（⽽对⽅不少从农村调进城来武⽃的农民说， 他们吃的很好，比他们家里的⽣活好得多）。俗话说：民 以食为天。可我们在那缺医少食的情况下都没有⼀⼈到国 家粮店、库去私拿或抢夺粮食。那种感⼈⾄深的场面是难 以用笔墨可以形容得了的。很可惜那时我们没有摄像机， 要是有摄像机将那时的陆空进攻与地面双⽅抗衡，加上居 民老⼤娘、⼤嫂⼦们用桶挑起（⼿提）着饭菜来支援我们 的动⼈场景拍摄下来，那将是⼀部很有意义的历史真实写 照的资料片。靠着这些微薄的支持，加上所谓的愚忠，我 们以弱势竟能与武装较好的对立派打了好多天的拉锯战， 尤以西门三倒拐、北门鲁家圆，北毫巷最为惨烈，互有死 伤。到最吃紧的时候，不少没参加组织的⼈民群众也自动 拿起棍棒、铁条，加⼊到我们抗衡的⾏列，很有股“保家卫 国”的味道。因为对⽅的空中进攻，不少居民房被踏烂毁 坏，激起了很⼤的民愤。如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个叫张 月华的⼯班长（转业军⼈、共产党员），他没参加任何派 别，就是看到不少居民房屋⽆辜被踏毁，特别是对立派⼈ 不分青红皂白（尤以那些不知情的被调进城搞武⽃的农 民）见⼈就抓就打（杀），激怒了他，自动起来参加抗衡 队伍的，结果被杀害。还有⼀个叫李某某的也是如此，结 果也被杀害。我曾亲眼看见他从北门城墙上被对立派用钢 钎戳杀掉下城墙的，⽽城墙下也是对立派⼈占领了的，我 们极想救他，等我们费了很⼤⼒攻回城墙下时，连他的⼫ 体也找不到了。甚⾄还有些赤⼿空拳的居民（没参与⽃争的）也枉死在棍棒和钢钎之下。这是当时的宜宾市城区⼈ 民有目共睹的事实，绝非臆造。（谢英富《脚印》）
在⺠众和被压迫的造反派领袖的合⼒之下，占有资源，武 器和组织优势的各地保守派竟然⽆法得胜。现在有许多⽂ ⾰史家认为中共中央，尤其是⽑泽东本⼈对造反派的决定 性⽀持扭转了局势，这其实正是帝国视⻆带来的误解。想 把责任全部推给⽑泽东的列宁党和在⽂⾰后想把责任从⾃ ⼰身上推出去的造反派都想让⼈相信，是⽑泽东的⿎励才 激起了造反派红卫兵的活动。其实，在巴蜀，很明显的情 况是⺠众和造反派的合⼒抗争逼迫中共中央向形式让步，同时让被列宁党压得喘不过⽓来的⽑泽东看到了翻盘的希 望，所以才会顺势⽀持造反派。⽐如⽑泽东《关于宜宾问题的批示》：
许多外地学⽣，⼏次冲⼊中南海，⼀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指责他们，更没有让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楚，让他们回去就⾏了，⽽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事，却看得太重了。
和《关于四川问题的指示》：
加印发给军委扩⼤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太多，把⼤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 现在另⼀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说：他们那里军队做 的些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员下 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 群众双⽅都进⾏正面教育，使他们⾛上正轨。我看现在这 股风，不会有⼆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 验。伟⼤的⼈民解放军⼀定会得到⼴⼤群众拥护的。
另外，世⼈对“红卫兵”典型形象的想象很明显是受到了北京红卫兵的影响。巴蜀所谓的“红卫兵”跟北京红卫兵明显 是不同的组织，⽽且后者很明显引起了前者的不适。周孜仁记录下了北京红卫兵的疯狂：
从第⼆天起，我们去北⼤、去清华，就看见到处已经贴满 了对联“老⼦英雄⼉好汉，老⼦反动⼉混蛋”，身着军装， ⼿提铜头皮带的⼲部⼦⼥满街歇斯底里狂叫。我清楚记得 有⼀天，⼏个红卫兵杀⽓腾腾地冲上公交车，轮着皮带⼤ 喊⼤叫，其势也，全如杀⼈越货、上天⼊地的狂徒凶汉， 他们⾼呼：狗崽⼦搞阶级报复啦！狗崽⼦翻天啦！瞧老⼦ 抓住你！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挑出你的五脏六腑！然后 满车里搜索。(周孜仁《⼀个红卫兵⼩报主编的⽂⾰记 忆》）
这样的反⼈类⾔论和他们⽗辈的所作所为倒是关系密切， 和以⾃卫与复仇为动机的巴蜀造反派红卫兵就没有多⼤关 系了。
巴蜀⽂⾰早期保守派与造反派的⽃争还有⼀个特点，就是 ⼯⼚和⼯业体系出来的红卫兵，多是保守派。⽐如被骂成“保皇狗”的成都“产业军”可以说是⼀个模板：
“产业军”成立于⽂⾰初期的1966年11月下旬。其背景是： 在红卫兵运动强烈的冲击和带动下，全市各造反组织纷纷 成立，且逐渐成为左右成都地区⽂⾰形势的⼀股重要势 ⼒。⽽⼀些不屑于或不被接受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主要 是比较正统的党团员和产业⼯⼈，且多数是运动初期带有 官⽅背景的⼯⼈组织“赤卫队”成员），不甘⼼于自⼰被排 斥在“⽂⾰”运动主流之外，于是暗中串联，酝酿成立有别 于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并得已依靠这个组织，与造反派抗 衡。
⼏经串联，11月25日召开了第⼀次碰头会。两天后的11月 27日晚上，在红照壁礼堂正式召开筹备会，有成都地区17 个单位40多代表参加，最后选出21⼈组成筹备组织。其名 称则是根据⽑泽东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提到的“产业⼯⼈”这个词组，定名为“成都产业⼯ ⼈战⽃军”。第⼆天凌晨，按当时流⾏做法，分别向⽑泽东和党中央发 出两封“致敬电”。12月1日，“成都产业⼯⼈战⽃军”在红照 壁正式挂牌，并向全市散发成立《宣⾔》。因有原先的正统及官办基础，“产业军”成立后发展很快。 各单位原有官办的“⼯⼈赤卫队”、“⼯⼈纠察队”，被后起 的造反派冲击砸垮后，其成员纷纷加⼊到“产业军”各下属 师、团中。到1966年底，成都“产业军”就达⼏⼗万之众。
进⼊1967年，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红卫兵造反派反复冲 击下，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其时，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 军⽅，就成了稳定和控制局势的主要⼒量。尤其是在⽑泽 东发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群众”的指示以后，军⽅态度成了各派争夺的关键和核⼼。与造反组织相比，“产业军”有“⼏多”：党团员多、劳动模 范、先进⼯作者多、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多、部队转业 复员军⼈多。由于这种背景，成都军区主要负责⼈选择“支 左”对象时，自然选择了“产业军”。⽽不肯支持成员复杂， 反地⽅当局⾊彩浓厚的造反派。从2月中旬开始，成都市和四川全省“⽂⾰”形势发⽣重⼤逆 转。2月上旬，军⽅正式介⼊地⽅⽂化⼤⾰命，并明确支 持“产业军”。军⽅首先在军內逮捕造反派，取缔军内造反 组织。并以“冲击成都市公安局”的“1.29亊件”为由，逮捕了 “成都⼯⼈⾰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 和成员。在赴川首都红卫兵支持下，以川⼤8.26战⽃团和 “兵团”为主的学⽣红卫兵及造反派，在成都军区⼤门静坐 示威，要求释放被捕造反派，包围堵塞⼤门，多日不退。2月1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了“2.17信件”（据称，此 信其实是成都军区领导自已搞的，仅电话告知军委某副主 席，就以军委名义发布）。2月18日，军区破天荒出动军 用飞机和直升机，在成都及全省主要城市空投了80万份 “2.17信件”传单。以此为转折点，军⽅开展⼤规模全省“镇 反”。成都及四川各地市、县，相继发⽣造反派被群体性逮捕拘留、造反组织被取缔的事件。这就是四川⽂⾰史上有 名的“⼆月镇反”。
这次“镇反”规模空前。从2月中下旬开始到3月底，短短⼀ 个多月时间，四川全省近10万⼈被捕。“⽂⾰”后，有⽂献 对此有如下记载：
在军区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于2月28日发布了《关于 坚决镇压反⾰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开展了“镇反”活 动。据当时的材料，⼆、三月间四川在“镇反”中扣押了近 10万⼈，包括不少造反组织的⼤小头目。（《当代四川简 史》第19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随着成都主要造反组织“成都⼯⼈⾰命造反兵团”和川⼤ 8·26战⽃团为代表的造反派被宣布为“反⾰命组织”遭明令 取缔。“产业军”⼀跃成为成都“⽂⾰”的主流派，⽽且在军 ⽅和公安部门取缔“兵团”和“8·26战⽃团”等造反组织、逮 捕拘留其成员时，“产业军”起了相当作用。不仅逮捕⼈的 名单多数是“产业军”提供的，后来发展到“产业军”自已扭 送⼈到公安机关强⾏让对⽅收审逮捕。甚⾄“产业军”⼈员 看谁不顺眼，比如发了⼏句牢骚的造反派家属或同情者， 或是骂了他⼀句“保皇狗”之类，仅⼗⼆三岁的少⼉，也⼀ 样五花⼤绑扭送公安局收监。由此，“产业军”在市民中⼤ 失⼈⼼。这也是后来在“五.四”川棉亊件中，市民自发设卡 阻挡路⼝不让“产业军”援兵通过，以及“五.六”亊件中⼀喊“打产业军”，市民便⼀呼百应，纷纷跑往132厂声援造反派 的原由。
4月初，形势发⽣了不利于“产业军”的转变。在中央（主要 是中央⽂⾰）的⼲预和压⼒下，被捕的红卫兵、造反派成 员相继被释放。全省范围内，造反组织重新崛起。⽽且， 越来越多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中央认为成都军区领导⼈“支 左”犯下⽅向路线性错误，正着⼿解决四川问题，军⽅感到 了极⼤压⼒，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新崛起的成都各造反派首先把⽭头指向“⼆月镇反”中曾经 打压过自⼰的“产业军”，从4月上旬起，两派对立越来越严 重，小规模冲突不断。（王锐《⽂⾰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
但我们也不能机械的理解为⼯⼈或其他党国组织就⼀定跟 造反派有对⽴，他们很有可能是党国系统的其他体系与当 地政府（市委、省委、区委等）有⽭盾，借着⽂化⼤⾰命 的旗号进⾏列宁主义国家常⻅的内⽃。这早在᯿庆市委书 记任⽩⼽与᯿庆⼤学校⻓，彭湃的⽼下属郑思群的⽃争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重庆⼤学直属于⻄南局，和重庆市委 是平⾏机构，市委借助⽂化⼤⾰命派⼯作组打倒了郑思群，郑⾃杀，直接导致了᯿庆“⼋⼀五”派的产⽣。⼜⽐如 红岩机器⼚作为内迁⼚，基本是⽆锡系⼈⻢和洛阳系⼈⻢ 的⽃争。另外，也有⼯⼈组织最后加⼊造反派的例⼦。
（何蜀《⼯⼈造反军的成⽴与北上告状》）重庆的⼯⼈中甚⾄还有⼀个前国⺠党和三⻘团员，给造反派提供了宝贵 的印刷技术。
⽂⾰中造反派的组织模式，从总体来说，最开始仍然是以所在的单位、学校等为核⼼组织起来的。这⼀时期，最重要的就是抢占话语权。⽽抢占话语权，最᯿要的就是要有 ⼤众传媒的⼯具：印刷机，⼤喇叭，汽⻋等。但这主要是对造反派之间的⽃争才重要。保守派⼀开始确实是掌握了宣传⼯具的，然⽽他们的宣传除了徒增市⺠和造反派的反感以外没有起到任何作⽤。进⼊武⽃以后，军事训练，装备和后勤补给就显得格外关键了，这不啻为给巴蜀⼈⺠的⼜⼀次军事训练：
⼭上的⽕⼒很猛，步枪、机枪像炒⾖似地响个不停。我们 的车队全在别⼈的⽕⼒⽹里，进退都很困难。更主要的是 我们队伍中，有好多⼈都没见过这种阵仗（包括我也是， 幸好在学校时搞射击运动听教官讲过实战经验，多少懂得 点躲避枪弹的知识），听到枪声⼀响就乱了。好在有些当 过兵的⼈当班、排长，都在帮助同伴到有利地形去躲避。 可是仍有⼀小部分惊吓得慌乱了的⼈，则顺着对⽅⽅向朝 ⼤⼭脚下的⼭沟沟里跑，其中的曾⽟⽂（宜宾市城区公社 ⼋⼋团的）连枪都是第⼀次拿，可能怎么开枪射击都不懂（这确实是当时的⼀⼤悲剧，民兵不懂得枪的使用），他 ⼀枪未发就倒在了⾎泊之中，命丧黄泉了（当然，也不⽌ 他⼀⼈）。为了不让死难战友暴⼫荒野，我们组织了⼈去枪⼝夺⼫。 我要以身作则，也义⽆反顾地参加了。刘友源、杨立相、 张德建等有作战经验，冒着枪林弹雨向⼭脚冲去，我也将 ⼿枪上膛，跟着上。对⽅⽕⼒太猛，我们就停下来还击。
我⼀扣扳机，枪不仅没响，反⽽枪栓给卡住了，真倒霉！ 要是用这样的枪打遭遇战，那非白送命不可。眼下顾不了 那么多了，见冲不过去，就只好暂时返回去。下来休息 时，杨立相问我板着脸⼲啥？我将那支破枪给他看。他毕 竟是搞过公安侦察⼯作，枪也用过不少，接过去哗哗⼏下 拆开来⼀看，就笑个不停地说：
“你真外⾏，封枪时上的黄油都未除去，你怎么打？”他接 着再查看下去，撞针也是磨损了的（说真话，我确实是个 外⾏，在学校搞射击运动用的是小⼝径步枪，机械构造与 ⼿枪根本不⼀样），幸好⼯业连带有个专修枪械的王师傅（他原在兵⼯厂⼯作过）。经他修理才成了⼀支真的⼿ 枪。⼏经反复，最终借着夜⾊还是将死难者的遗体给抢回来了。 （谢英富《脚印》）
他说晚上出去最好穿绒衣，那种衣服动作时摩擦的声音 小，我们后来打劳改局招待所得到很多军服，有⼀些军用 的绒衣绒裤比较受欢迎。晚上不知道对⽅在什么地⽅时丢 ⼀个东西出去“投⽯问路”的⽅法知道的⼈多，但是教官说 只能动⼿腕丢，动作不能⼤。晚上打电灯或者探照灯，看 不见准星，他教我们先用准星对准电灯，再用后面的缺⼝ 去将就准星，缺⼝和准星把电灯遮住⼀半就可以扣扳机 了。旧的枪准星和缺⼝烤蓝掉了发亮，可以用⽕柴烤⼀烤 把它们熏⿊。七中的房⼦都是⽊地板，他就用枪指着房间 天花板说，如果敌⼈在楼上，我们进到了楼下，⼀般情况 下楼上楼下的房间是相同的，虽然看不见对⽅，但是应当 估计得到敌⼈站在什么位置。门边、窗户边，右⼿用枪的 ⼈多，想⼀想他们可能站的⽅向。⼈⼀般不会站在房间中 央。所以我们进到⼀楼房间后应当先向天花板的这⼏个地 ⽅打⼏个点射，⼀般都有效。⼿榴弹在很多地⽅比冲锋枪 好用，进房间以前先丢⼀个，有些位置对冲锋枪来讲是死 角，比如拐角的地⽅，如果用⼿榴弹效果就好多了。
我们也向他请教打架的⽅法，他开始不同意，原因有两 个，⼀是枪比拳头厉害，既然有枪何必动⼿。⼆是怕我们 打架时伤到别⼈。后来我们说有许多时候不见得需要使用 武器，有许多⼝头辩论的场合到后来说不清楚双⽅就动⼿ 了，对⽅先打⼈我们总要自卫嘛。他就简单地说了⼏招。 他问我们对⽅怎么打⼈，我们说对⽅抓领⼝。他说好办， 可以马上用双⼿把对⽅的⼿按住，固定在自⼰的领⼝上， 对⽅伸过来的是左⼿你就弯腰同时向左转身，用你的右⼿ 肘压对⽅的左⼿肘，当然不能太快太用⼒，否则对⽅的⼿臂会断。如果对⽅是右⼿你就向右转身。把对⽅的⼿固定在领⼝后，也可以不转身，只向前弯腰，也能迫使对⽅松⼿，不过动作也不能太快，如果动作太快，对⽅⼿腕会断。这两种动作的诀窍是要快，对⽅刚抓住领⼝马上就要固定，固定的同时就要转身和弯腰。也许觉得比较难，也许觉得太狠，他又说还有简单的，向上抬⼿用拳头上的中指跟部的骨头凸起击打对⽅⼿腕，那里有⽳位，⼿容易被打得酸麻，⼀打就松⼿了。我们说对⽅抓头发，他说也好办，马上用双⼿把对⽅的⼿按住，固定在自⼰的头上，很快地弯腰。如果你按得紧，弯腰快⽽且狠，对⽅的⼿腕会断。（吕帖《成都七中⽂⾰武⽃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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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反派与保皇派缠⽃的过程当中，各地的实⼒对⽐参差不⻬。⽐如谢英富所在的宜宾，保皇派准备更加充⾜，如 果不是巴蜀其他地区，特别是成渝的⽃争如此激烈，打出 了名堂的话，恐怕就要被消灭了。但⼀旦宜宾缓过来以后，就在武装⽀援泸州的武⽃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贡造反派就有徒步⽀援内江造反派的打算，结果被军⽅镇压。这⾥必须要指出的是，巴蜀各地的造反派并不是统⼀ 部署，统⼀组织的，他们很可能在其他地⽅成为敌⼈，⽐ 如⽀援泸州的᯿庆“⼋⼀五”就有打击泸州造反派的，⽽宜 宾战⽃⼒最强的“⼋⼋团”则是⽀援泸州造反派的。这些五花⼋⻔的造反组织反应了巴蜀在沦陷后，被社会解体⼯程和殖⺠主义的两面击下，共同体已经相当破碎，⽆法组 织起像独⽴战争和反恐战争时期的⺠兵团体。但他们同时 也说明了任何形式下，任何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朴素的⺠族情感和战争形成的共同体意识都可以᯿新唤起被压迫 者⼼中的⽃志和勇⽓，⽆中⽣有的制造秩序。同列宁党的 抹⿊不同，在造反派各团体⽃争期间，⼤多都形成了⾃⼰的秩序：
专业武⽃⼈员除了享受“供给制”待遇（吃饭、抽烟不自⼰ 掏钱，有的还发劳保服）外，⼀般不会有其他的“物质刺激”。
到了下半夜，年轻⼈都疲倦了，便在树下的凹凼凼里横七 竖⼋睡起来。两个⼥⽣就睡在男⽣们中间。又是夏季，穿得又少，却没有谁想到，更没谁做出任何非礼的动作来。
“反到底”为了安定占领区的民⼼，做了⼀些“便民”、“保民” 的事情。尽管⽅式不那么恰当，但从实际效果上讲，的确 对老百姓有些好处。例如，那时社会混乱，小偷横⾏。武装⼈员便在晚上10点到次晨7点实⾏宵禁。宵禁开始，派 ⼏队武装上主⼲道，从两路⼝到嘉陵江南桥头，朝天放⼀ 阵排枪。街上⾏⼈被驱散，再定时巡逻。小偷怕死，就不 敢进这个区域作案了。访得家有孤寡老⼈，武装⼈员还要 与商店联⼿，为你把米、菜、煤送到家里来，再把钱和票 送还商店。⾁店、米店、煤店门前有武装⼈员站岗，不许插轮⼦（巴蜀语，插队的意思）。卖⾁必须⼀视同仁，搭配合理。否则，武装⼈员要管。⾛失了小孩，丢失了东 西，武装⼈员捡到了，会给你送回… （何蜀《为⽑主席⽽ 战 — — ⽂⾰重庆⼤武⽃实录》）
⻓此以往，这些武装团体就完全可以接管政权了。⽽且所谓的“派系⽃争” — — 其实就是共同体组织的扩⼤ — — 已经蔓延 到军队⾥了。重庆驻军54军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当地的⽃争中，就会越来越脱离上级的管理，所以54军才必须调离，调来今天仍然驻扎在重庆的13军。更为重要的是，被中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压制的朴素⺠族情感在⽃争中再⼀次被点 燃。重庆“反到底派”红卫兵李正权在回忆录⾥已经开始试图建构“重庆人”这个概念来解释⾎腥的重庆⼤武⽃：
重庆古属巴国。巴⼈尚武好⽃，称著于史。但是，历史进化了两千多年，现代重庆⼈留有巴⼈⾎统的，⼏乎绝⽆仅有。不知为什么，巴⼈那好⽃的脾⽓却在现代重庆⼈身上 发扬光⼤…耿直，讲义⽓，善变，是重庆崽⼉的三⼤特点…
重庆武⽃成为全国之冠，打得最激烈，打得最残酷，和重庆崽⼉的这些特点不能说没有关系。（李正权《⻘春从⽂ ⾰战⽕中⾛过》）
基层⾃组织的扩⼤和朴素⺠族情感的觉醒才是中共中央， 包括⽑泽东本⼈，都必须亲⾃出⼿制⽌以重庆为⾸的巴蜀武⽃的根本原因。
列宁党的做法是周恩来最擅⻓的阴柔之术，令⼈怀疑这套 计划是否就是出⾃莫斯科⼉皇帝的⼿笔。⾸先是抛弃已经 被造反派抓住的⾼级⼲部，⽐如李井泉和任⽩⼽。其次是 严禁武⽃，抑制因为战争⽽产⽣的坚强组织。再次是分化 瓦解，利⽤造反派之间的⽭盾，吸收⼀部分进⼊诸如“⾰委会”这样的机构，打击不愿加⼊的势⼒，在消灭掉体制外的 势⼒以后，转头再吃掉新加⼊体制内的造反派。或者组织 发动对造反派不满的团体，让他们⾃相残杀，这就是“发动群众⽃群众”。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议》：
⼀、以李井泉為首的⼀小撮黨內⾛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在無產階級⽂化⼤⾰命中，李井泉等⼈堅持執⾏劉少奇、鄧⼩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共中央決 定撤銷李井泉的中共中央⻄南局第⼀書記的職務，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撤銷李井泉的成都軍區第⼀政委所職務。
⼆、在無產階級⽂化⼤⾰命期間，成都軍區在反對黨內最 ⼤的⾛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頑固追隨者黃新挺、郭林祥 的⾾爭中，表現是好的。成都軍區在支援地⽅無產階級⽂ 化⼤⾰命，特別是在支⼯、支農⽅面，是有成績的。但是，成都軍區個別負責⼈從⼆月下旬以來，支持了為⼀些 保守分⼦所蒙蔽、被黨內⼀小撮⾛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 後操縱的保守組織，把⾰命群眾組織「成都⼯⼈⾰命造反 兵團」和「川⼤『⼋·⼆六』戰⾾團」等，打成了反⾰命組織，⼤量逮捕⾰命群眾。他們把無產階級⽂化⼤⾰命運 動變成了「鎮壓反⾰命運動」。同時，擅自調動部隊到宜 賓，支持宜賓軍分區，支持宜賓地委內⼀小撮黨內⾛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鎮壓⾰命群眾組織和⾰命群眾，實⾏⼤逮捕。在萬縣軍分區，還製造了武裝鎮壓群眾的流⾎慘案。在其他⼀些軍分區和地委，也或輕或重地犯了這樣的 錯誤。成都軍區個別負責⼈在支左⼯作中，犯了⽅向路線 錯誤。經中央指出後，成都軍區就很快地開始進⾏改正。
五⼗四軍的領導同志，及時作了檢討，⾏動上也改得快。 ⽑主席在四川的⼀個⽂件批語中指出：「犯錯誤是難免 的，只要認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太多，把⼤量群眾 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軍區第⼀政治委員張國華同志、司令員梁 興初同志和前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同志、前宜賓市委書記 張西挺同志，負責組織四川省⾰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張國華同志為組長，梁興初、劉結挺同志為副組長。籌備⼩組的成員，應該吸收⾰命群眾組織的主要負責⼈，軍隊其他適當的負責⼈和經過⾰命群眾同意的地⽅上的⾰命領導幹部參加。
四、宜賓地區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負責組織宜賓地區的 ⾰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在四川省⾰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領導 下進⾏⼯作。其他專區和省屬市或者成立⾰命委員會籌備 小組，或者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由四川省⾰命委員會籌 備小組討論決定，報請中央批准。各專區和省屬市的⾰命 委員會籌備小組的成員，按第三條規定的原則處理。
五、四川省⾰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要對四川全省在無產階 級⽂化⼤⾰命中被打成「反⾰命」的⾰命群眾組織、⾰命 群眾和⾰命幹部進⾏妥善處理，⼀律平反，⼀律釋放，並 且依靠其中堅定的左派作為骨幹，搞好無產階級⽂化⼤⾰命。對死難的⾰命群眾、⾰命幹部，要進⾏撫恤。對確有證據的現⾏反⾰命分⼦，另案處理。要幫助⾰命群眾組織恢復和發展。川⼤⼋·⼆六和⼯⼈造 反兵團這樣的⾰命組織，要注意同紅衛兵成都部隊及其他 ⾰命組織加強團結，不要互相攻擊，⽽轉移了⾾爭⽬標。 各⾰命組織，都要活學活⽤⽑主席著作，整頓思想、整頓 作⾵、整頓組織，在⽑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實現無產階級⾰ 命派⼤聯合，實⾏⾰命的「三結合」。
六、要響應⽑主席號召，⼤⼒進⾏擁軍愛民，向軍隊和群 眾雙⽅都進⾏正面教育，加強軍民團結，嚴防壞⼈挑撥軍 民關係。偉⼤的⼈民解放軍⼀定會得到廣⼤群眾擁護的。 要向全體指戰員和廣⼤⾰命群眾宣傳⽑主席關於相信和依 靠群眾、相信和依靠⼈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多數 的指示。
七、要把⾾爭的⽭頭，指向黨內最⼤的⼀⼩撮⾛資本主義 道路的當權派，指向四川最⼤的⾛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 井泉及其⼀⼩撮同夥。在四川省軍隊內部，在幹部和群眾 中，要對劉、鄧、李等⼈進⾏充分的揭露和批判。這個批 判，要同處理當前的問題和籌備⾰命的「三結合」臨時權 ⼒機構統⼀起來。
⼋、廣泛宣傳中央軍委的⼋條命令和⼗條命令，中共中央 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批語。這些⽂件中規定的原則，要 嚴格執⾏。
九、對為黨內⼀小撮⾛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操縱的保守組織主要是進⾏政治思想⼯作，使其中的廣⼤群眾覺悟起來自⼰造反，同個別的壞頭頭和背後操縱他們的黨內⾛資本 主義道路當權派決裂，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回 到⽑主席的無產階級⾰命路線⼀邊來。要教育受過壓制的 ⾰命群眾組織，按黨的政策辦事，不要對保守組織的群眾進⾏打擊報復，⽽要對他們進⾏說服教育，把他們也看作反動路線的受害者。⼀切群眾組織，都只許⽂⽃，不許武⾾，不許打、砸、搶、抄、抓。煽動武⾾的壞⼈，必須追 究。
⼗、關於五月六日成都發⽣的流⾎事件，中央將作為重要 的專門案件處理。對於槍殺群眾的兇⼿，特別是事件的策 劃者，要依法處理。⼀切群眾組織的槍支彈藥，都⼀律由 成都軍區負責收回封存。對各群眾組織中受傷的⼈，都由 成都軍區負責安排治療。對死者要進⾏撫恤。
《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透露出相同的信息：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 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重庆市各⾰命组织应当把⽃争的⽭头，指向党内最 ⼤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的⾛资本主 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及其⼀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在罪恶，进⾏充分 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的中共中央⻄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书记的职务，撤销任⽩⼽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政委的职务。
第⼆，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支农，军管，军训⼯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 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 持的是⾰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三月 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把⽆产阶级⽂化⼤ ⾰命变成“镇反运动”的⽅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 意见的⾰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 压制了另⼀⽅，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命群众，把⼀批⾰ 命群众打成“反⾰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 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 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命委员会筹备小 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命群众组织的负责⼈及其他适当的负责⼈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命委员会筹备⼩组迅速建⽴⼯，农业⽣产 领导班⼦。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命群 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命群众和⾰命群众组织负责⼈ 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命群众组织都要进⾏整风， 加强对⽑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作，着重进⾏ 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法去正常地进⾏和解决，不准武⽃，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的坏⼈，必 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号召。要坚决执⾏中央军委的⼋条命令和⼗条命令。要坚决执⾏中共中央 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 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 ⺠解放军，相信和依靠⼲部的⼤多数。在⽑泽东思想伟⼤ 红旗下，在以⽑主席为代表的⽆产阶级⾰命路线的指引下，进⼀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命群众组织之间的 团结，实现⾰命的⼤联合，实现⾰命的“三结合”，彻底粉 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批，改的伟⼤任务，把⽆ 产阶级⽂化⼤⾰命进⾏到底。
⻩廉直到后来才发现这套计谋：
⼯纠垮了，造反派感到扬眉吐⽓，可是改头换面的保守派 势⼒又出现了。⾛资派又采取新的⼿法，对造反派内部收买，进⾏分化瓦解，那个时候两三个⼈就可成立⼀个组 织，复杂的局面开始出现了。⼋⼀五的⼈开始⾛上层路 线，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在扩⼤。保守组织瓦解之后，⼀些 ⼈与造反派的仇恨⼼结并没有消失，开始⼤量加⼊造反 派，在造反派组织内部搞派系，⾛资派由原来的公开对 抗，转为隐蔽的⼿法，私下进⾏收买，⽤福利、⾦钱引 诱，甚⾄有⼈⽤⼦⼥联姻的⼿段来进⾏腐蚀、拉拢，或者 ⽀⼀派压⼀派，仅仅是靠中央的⼀个表态和⼀纸⽂件，是 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始终是造反派与⾛资派的⽣死⼤搏⽃，象鲁⼤东这些 ⼈对这个问题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年⽂⾰中间从 来没有动摇过他们的决⼼和意志，他就是要不择⼿段地把 真正的造反派压制住、整下去，保护他坚持的路线和他们 自⼰。总是把运动的⽭头颠倒过来，对准群众或者死老虎。他们在新的形势下，就用新的⼿法来破坏⽂⾰，破坏 ⽑主席的战略部署。抬⼫游⾏带来的混乱，联合指挥部被 内部破坏，都是在这种形势下才能更好地理解。
⼋⼀五总团中有⼈认为周家喻跟⼯农联合是不对的，首先中了⾛资派的离间计，市委说社会上造反的⼈都不是好⼈，他们不纯洁，只有学⽣最好，唯我独左、唯我独⾰的 思想就是这样顺利地输灌给学⽣的；再⼀个就是他们自认 为是造反先锋，现在要⼯⼈来掌权，⼼里不平衡。当权派 看到了这⼀点，可是⼼明眼亮，因此就拼命挑拨，只要你 有⼀点私⼼，就最终要被他们利用，在你的⼼灵里打进分 裂的楔⼦。他们说⼯⼈有野⼼，造反的动机不纯，黄廉本 来是右派，以帮助破坏⼯⼈和学⽣的联合。学⽣和我们当 时普遍感觉不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就我们能够集结 的⼒量⽽⾔，就我们与⾛资派的⼒量对比⽽⾔，我们不知 道靠自⼰的努⼒和奋⽃，是永远到不了分享胜利果实的那 ⼀天，总是错误地以为胜利就在前面，总是把内部的地位 争夺，变成⼒量分散的苦果。可悲的是，直到1975年，我们造反派仍然没有领会到⽑主席教我们评《⽔浒》的苦⼼。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些局中⼈才回过味来，在省⾰委会⼋ 次全委会期间，我跟周家喻⼀起编了⼀个寓⾔，说是有两个⼈听说楼上有⼀个美好的物什，要有多好就有多好，完 全是⼗全⼗美，两个⼈从此就开始争夺⼀个唯⼀的楼梯， 都要抢先上楼，⾛在前头的那个⼈时刻不忘记要拿脚揣⼀ 下后面那⼈的脑壳，最后前头的那个⼈终于上去了，才发现楼上不过是⼀场噩梦[sic]，自⼰也被吓得滚下了楼梯， 后者也⼀同摔下。他也很同意我的这个创作，后来他也去 跟别⼈讲。(《⻩廉访谈录》）
谢英富以类似的⼿法遭到暗算：
⼜因我该不该进⼊地、市⾰委的问题，造反派内部也有纷争。说句⼼里话，我确实没计较过这个问题，也不知内幕，更没到任何⼀级政权去要过官、表过功。后经地区、 省的⾰委⼲预并批准增补我进⼊宜宾市⾰命委员会的领导 班⼦。这也加深了我们内部的裂痕，经个别⼈的煽动和挑 拨，相当⼀些⼈就说我没为⼋⼋团争取多进⼊⾰委会的名 额；⼋⼋团是宜宾地区最早最⼤的⼯⼈造反派组织，才两 三⼈进⼊地、市⾰委，都是谢bai⼦不⼒的结果。加之那时 中央号召⼑枪⼊库、马放南⼭。我极⼒主张⼀支（枪）不 留，被误认为“右”了。再加上中央又⼀指示，上级叫归⼝ ⼤联合，削平⼭头，即解散⼀切群众造反组织，为此郭林 川代表地⾰委找我个别谈话，指明⼋⼋团是宜宾最⼤的跨 ⾏业群众组织，在⽂⾰中起了很⼤作用，有很⼤功绩，是 老造反派，必须带头削平⼭头，回本系统抓⾰命、促⽣ 产。我说这样急，群众会想不通。他⽣⽓地说：
“什么群众想不通？这是党中央的号召，我看是你们中的⼀ 些当头的想不通，想抱着那个⼭头不放，你可不能怕别⼈ 说你的闲话就跟别⼈当尾巴，⾏得端、坐得正你怕什么？ 你得首先表态，回你城区公社去搞⼤联合，以后⼯代会将 取代群众组织，这是⼤局，不顾⼤局是不⾏的”。
说实话，难啊。这么⼤⼀个组织说散就散没那么容易，思 想⼯作难做，更加上团⾥个别头头没能进⼊⾰委很不⽢ ⼼，到处煽动、中伤。我到⽆所谓，反正迟早都得回本系 统，特别是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可奈何，我只好找刘 友源统⼀认识，作出解散决定后，我们召集⼋⼋团⼤小头 头些开会，宣布解散“宜宾⼋⼋⼯⼈联合战⽃团”。尽管如 此，还是引来不少非议，⽽且⽭头指向我⼀⼈身上，真是 有苦难⾔。我不敢越雷池呀，这是党的命令，忠不忠看⾏ 动不是过说的。
还值得⼀提的是⾰委“第⼆势⼒”。本来很统⼀的地区⾰命委员会，不知何时何故派⽣出了“第⼆势⼒”，最明显地体现在宜宾县⾰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以严云正（老⼲部，刘 张时期的县级领导）为主任的宜宾县⾰委，是经省地两级 ⾰委批准的合法政权机构，严重受到宜宾县红司自组的县
⾰委（即⼈们称呼的“⼆⾰委”）之抗衡。“⼆⾰委”是县红 司嫌在县⾰委得权太少⽽为，⽽地⾰委内的“第⼆势⼒”逐 渐显露，主要是办事机构内的⼀些⼈⽽非领导层，暗里或 公开支持县红司与县⾰委唱对台戏，严重到县⾰委不能正 常运作不说，堂堂县⾰委主任严云正连在县里棲身之地都 没有，要由另派的⾼学成（对⽅攻击的“⾼右派”）、⽑⽟堯等⼈保护到我住的医院寄宿，这可能算是“⽂⾰”中的败 笔吧？我认为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宜宾市⾰委内也有 第⼆势⼒的现象产⽣，只不过不很明显罢了。不管这种势 ⼒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形成的，我竟针锋相对地在各种场合 公开批评和指责这种现象。这也说明了自⼰个性太强，认 死理，毫⽆变通和委婉的⽃争艺术，难怪我要得罪不少⼈ 了。这种势⼒的形成，也是宜宾红旗派⼤分裂的前兆和诱 因。也许这也是“任⼈唯亲”的必然产物，以个⼈认识为标准划线或亲疏关系划线所造成的恶果。深刻反省，我又何尝没犯过这样类似的错误呢？正因为这⼀连串的变故，加上以前的⼀些“积怨”，宜宾市⼯代会召开第⼀次代表⼤会，我是抱着应付了事的⼼态进 ⼊主席团的。其实，自削平⼭头那时起，我进⾏了多次深 刻反省，我确实对群众组织和新⽣的政权机构中的若⼲现 象感到缱叹和厌倦，故对⼯代会并不太感兴趣。谁知就在 这个⼯代会上，有⼈通过精⼼策划，竟抛出⼀箭双雕、诽谤煽动性很强的论调：“谢bai⼦在⼆月⿊风进京告状期 间，曾策动在京⼈员想抓刘张回宜交差之事”。⼀时间整个 ⼯代会就笼罩在这⼀谣传的阴谋之中。此时正值⼯代会选 举⾼潮之际，我没能进⼊⼯代会领导层⽆所谓，但承受不 了这种恶毒的中伤。幸好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早知内 幕，没有中计，王茂聚还在⼯代会闭幕式⼤会上讲话，指 出这种错误论调：中伤同志，损害团结，并公开评价我不 是那种两面三⼑的⼈。故⼀箭双雕变成了⼀箭单雕（因只 我⼀⼈受点伤⽽已），但这种做法的出现，使王茂聚很为 造反派内部的团结担忧。后在地⾰委主持的“宜宾地区⼯代会”筹备预会上，⼗⼋县市通过了王、郭提议，⼀致选举我 为地区⼯代筹主要负责⼈。由此可见这个“权”字的双面 性，它既可誉⼈也可毁⼈，要不是（私⼼）为了证实忠于 共产党，忠于⽑主席的话，我真想急流勇退，当个世外闲 ⼈算了。我连进⼊政权机构都不在乎还能在乎群众组织中 的职务么？总结我在群众组织两三年来的经历，坚持真理 难啊。但要我听之任之，不讲原则，我的性格和脾⽓就决 定了我办不到。可是招来的攻击和诽谤竟伴随了我参加“⽂ 化⼤⾰命”四年的所有经历。 （《脚印》）
还有⽑泽东亲⾃下⼿搅混⽔的周孜仁的著名⽂章《⼤局已 定，“⼋⼀五”必胜》：
⽑主席说，《⼤局已定，⼋⼀五必胜》叫反到底批的⼀塌糊涂。这句话传回四川，马上被演化为：周XX（指笔者） 是⽑主席点名的⿊笔杆、反动⽂⼈，必须抓起来…上面那 段把我定性为“反动⽂⼈”的首长指示，就是张西挺在同年七月⼆九日和⼋月⼗四日在四川省⼤学⽣分配⼯作座谈会上时讲的…我在劫难逃了。
巴蜀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以类似的⽅式被分化，收编或镇 压了。在列宁党的᯿点镇压和⽑派反复的利⽤和抛弃之 下，巴蜀造反派损失惨᯿，积极性被消磨殆尽，在⽂⾰中 后期再也⽆法组织起像样的进攻了。以“⽂⾰”为名的巴蜀 反中抗殖的⽃争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我们可以再次回到本⽂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在巴蜀⽂ ⾰期间参与武⽃的造反派们应该怎样对得起⾃⼰的过去 呢？⻩廉是年过70的“⽆房⼦⽆家庭⽆医保⽆⼯作”的“四 ⽆”流浪者，死于2017年12⽉。谢英富的刑事申诉状打到 2006年，没有任何结果。周孜仁徒劳的⽤空洞的符号想要 填补这段空缺。但在列宁党的叙事体系和⾃由⺠主的叙事 体系下，他们都是坏⼈或是被狂热的情感冲昏了头脑的年 轻⼈。他们，以及所有巴蜀造反派，唯⼀能对得起⾃⼰过 去的⽅式就是把⾃⼰发明成反抗中国殖⺠，反抗共产主 义，和争取巴蜀⺠族独⽴的英雄，这样做不仅更加接近历 史真实，⽽且也算对得起那段惨烈的岁⽉，逝去的战友和 今天的⾃⼰。他们不是北京由红⼆代组成的官办红卫兵， 讲究“⽼⼦英雄⼉好汉”，⽽是因为各种原因对巴蜀沦陷以 后的殖⺠统治不满⽽奋起反抗的势⼒。如果他们只是把⾃ ⼰看成是被“⽑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蒙蔽的愣头⻘，那 么他们的历史已经终结。如果他们把⾃⼰看成是巴蜀⺠族 独⽴抗争的先⾏者，那么他们还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