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错付的良家子——李璜
今天的巴蜀人绝大多数是后张献忠时代内亚，东亚和东南亚各地移民的后裔。湖广自不用提，吴越官员和秦晋商人宦游巴蜀而后安家的人也非常多。他们组织了各式各样的共同体，并通过巴蜀第一次独立战争形成了民族意识，这在前几期月刊里已有详细叙述，不再重复。从大移民至今，为巴蜀本土服务的精英很多，他们是第一次独立战争的中坚，然而他们往往因为缺乏国际视野而无法利用有利的机会和巨大的潜力。另外，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巴蜀人也很多，然而他们往往因为缺乏本土意识而挥霍了自己的才能和天赋。这就是巴蜀近代的核心问题，即缺乏一个合格的，同时具有本土意识和国际视野的精英阶级。也许20世纪初的独立再维持个十几年，巴蜀就能够产生出合格的精英阶级，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夺走了共同体最珍贵的资源，时间。具有国际视野的巴蜀精英将忠诚错付于“中华民族”或“三民主义”，挥霍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具有本土意识的巴蜀精英刚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就被红色的风暴卷入深渊。李璜和戴季陶是前者的代表，刘湘和“川军”大多数将领是后者的代表。
“老新党”对于世界的认知，尤其是对西学的理解，确实有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毛病，这是儒家士大夫培养机制留下的后遗症。然而他们处在机会窗口还没关闭的黄金年代，充分曝光在各种理论和政治实践都还有可能性的阶段。所以他们的问题意识尤其强烈，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各个政治标签和符号背后所暗含的东西。“新新党”的西学功底更加扎实，外语水平更是老新党所不能比的，但他们所在的世界，黄金年代已经过去，可能性正在迅速崩塌，所以他们的世界观反而更加狭隘。对老新党来说，清帝国，咨议局，革命党，袁世凯中国等政治实体还是处在相互竞争，相互辩论的阶段，他们的选择非常丰富。对新新党来说，老新党的失败被认为是逆流而动的历史必然。他们毫无阻碍的接受了清帝国和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和“中华民族”，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逆歧视链教育。既然如此，各国的民族势力就只能是军阀，连联省自治都容不下。在徒劳的寻求“中国民主的第三势力”无果以后，发现自己只剩下同为党国体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可以选择了。这就很像8–90年代的大学生还相对明白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威权主义是什么，而今天的大学生除了支纳粹以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作为巴蜀新新党的代表，戴季陶选择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而李璜以及他的“中国”青年党则徒劳的寻求了“中国民主的第三势力”。李璜（1895–1991）是个“成都儿”，他的父亲来自于一个秦商家庭。秦商蜀化在清末相当常见，部分原因是蜀盐激增的需求，部分原因是巴蜀作为移民国家和帝国边疆缺乏强力的行政管理，利于秦商发展自己的共同体和习惯法。秦商的共同体组织给李璜留下了温馨的回忆。
“它的作风与组织，其初颇与欧洲中古的基尔特（Guild）相类，在本店之中，师徒一体；在同业之中，患难相顾。”
“一般陕帮商号都称我父为人厚道，且对同乡义气，大伙儿都愿意借钱给他，一借便贷得三千两…足见我生之初，古道犹存；当时社会是奖励善良，即同乡同业都是以道义相尚，乐于互助的。”
“我每月所见我父训练学徒一次的方式，有似学校教师的实习训练，又有似军队主帅开作战的参谋会议办法。”（《学纯室回忆录》）
如果我们借用尼采的比喻，那秦商共同体对幼年李璜的熏陶，就是他的酒神。他后来对社会学的兴趣，对秩序的追求，对大共同体构建的向往，对共产党出于本能的厌恶，对巴蜀朴素的民族情感，都来源于他想保护这种共同体的冲动。如果李璜的酒神是秦商的共同体精神的话，日神就是他母亲的家族带来的士大夫文化了。“我舅家是所谓书香门第，舅父行中且有两位秀才。我父因听舅家主张，要栽培我去从事科举…”科举很快就取消了，但士大夫文化并不会因此消亡。李璜像大多数成都良家子一样，被送入了新学堂。巴蜀的教育资源很快就满足不了他了。他十八岁就考入了震旦大学。震旦大学是法国传教士办的学校，李璜因此与法国结缘。除此之外，他还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青年党战友：蜀人曾琦和湘人左舜生。他年轻，聪明，好学，二十一条和五四运动又刺激了他的政治意识，他像许多良家子一样认为只要自己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就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统治了。
这时，错误的民族发明第一次误导了他和曾琦。他们正确的看到，中国肯定不可能由军阀主导建立。非但如此，要建立中国还必须打倒军阀。要打倒军阀的只有可能有两种人，一种是像他这样的富商/大地主出身，本身就是军阀的同路人，以统一中国的目的打倒军阀。一种是落魄地主/社会边缘人出身，不满意军阀的统治，以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打倒军阀。少年中国会就包含了这两种人。他们要寻求干净的，没受过军阀统治污染的青年，结果吸引了大量的准共产党，李璜从此跟共产党纠缠一生。他看不惯李大钊，也是出于这种精神洁癖。他指出，李大钊是个“官僚型人物”，其实对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不甚了解。另外，他也注意到毛泽东不同于大多数青年，“性冲动而重实行”。这句话其实的意思就是毛泽东没有什么理论水平，愿意做许多像他这样的知识青年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他的西学功底大概确实高过早期的共产党，不过理论知识在卢布和组织面前不堪一击。他很快就在法国领略到了。
巴蜀的反共活动1920年代就在法国展开，先于远东所有国家。李璜像所有对政治浅尝辄止的良家子一样，认为政治活动太繁琐，影响了自己的学术事业，要是没有政治干扰，他不知可以写出多少开拓性的著作。他自费到法国留学，专心于研究历史和社会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他没有纯粹专注于学术的奢侈。“勤工俭学”就是好听一点的劳工输入，然而这批被吸引过来的勤工俭学生，完全比不上他们的前辈 — — 一战期间输送给协约国的华工。华工至少可以胜任体力工作，而且任劳任怨。这批勤工俭学生则既不能工，又不能学。他们中的许多本来就像邓小平一样有各种隐情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只有极少数可以像李劼人一样自给自足。所以当共产国际和周恩来带者卢布和组织来收编社会边缘人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李璜和曾琦终于亲眼见到了共产国际的手腕。短短一年多，混吃等死的这批勤工俭学生立马就可以进攻里昂中法大学了。李璜这才终于放弃了求学的理想，和曾琦专心组织对付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由此诞生。
简而言之，中国青年党是一个盖错盖子的水缸。它的组织核心和中坚大都来自巴蜀的反共青年，其实基本是靠朴素的巴蜀民族情感维持的。它没能在少年意大利党和青年土耳其党成功的地方成功，就是因为盖上了一个“中国”的盖子，导致认知错位，以至于它既没能达到创造一个“中国民主势力”的目的，也没能达到保护巴蜀的目的。少年意大利党人在沙滩上堆沙雕，“意大利”还勉强立得起来。青年土耳其党人妄图在泥地里建高楼，“土耳其”就必须失去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土地。中国青年党梦想在空中起楼阁，结果连“中国”整个都被党国体制裹挟了过去。青年党，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其实争夺的是同一批人：被帝国主义和军绅主义排斥在外的社会边缘人。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不仅有卢布和共产国际的组织支持，而且两党领袖的气质也天然接近边缘人。李璜和曾琦则完全不是边缘人。张学良，川军将领，文痞闻一多全部都说李璜是个白面书生，而李璜还认为曾琦书生气很重，他们又怎么能和红蓝二匪党争夺这批边缘人呢？如果他们可以全心全意发展巴蜀的青年组织，依靠他们的才华和国际视野，赤祸绝难深入上江。然而错付的忠诚让他们把最大的精力和天赋浪费在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上，令人惋惜。
李璜和中国青年党在法国跟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进行过长期的交手，亲历过打斗和被刺杀。他跟中国共产党早期所有领袖几乎都打过交道，对他们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这段经历促使他蜕变。中国共产党回国组织后，他也动身返回，在1924年就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再次正确的看到，在巴蜀，国共两党的基础都很薄弱，便在川大任教期间开始在巴蜀发展组织。出于上述的原因，“中国青年党在巴蜀”的效果肯定远不如他有能力筹建的“巴蜀青年党”，赤祸终将在以后袭来。赤都武汉发出指令要他的命，他依旧上课如常，让张澜大呼“够胆”。他对川军将领的评价普遍偏低，但认为刘湘优于其他人。他看不起盛行在川军中的民间宗教，认为他们是迷信，这是“成都儿”或者巴蜀士绅阶级的通病。“速成系”川军将领，也就是巴蜀新保守派，迫切需要知道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李璜本可以填补他们的盲区，然而第二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他错过了这次机会，而是去了上海，北方和满洲活动。
直到1933年，巴蜀的反恐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他才响应父老的呼唤，回到巴蜀负责组织反共。他正确的指出，共产党不同于普通的匪，而是有组织的，巴蜀必须以组织对组织。
“是必须先将民众组织起来，坚壁清野，使匪对于壮丁与粮仓都无所获，则匪势自不易再行扩大。”
青年党在巴蜀才真正发挥出了最大的效果。
“设宣传组…随军宣传 有匪无我，有我无匪 的一切道理；这些宣传队员就完全是平素已有训练的四川青年党籍大学生及军官生了。”
他虽然用着鄙夷的语气，但也注意到川军剿匪是认真的，只是欠缺行之有效的方法。安抚委员会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机构。因为共产党的战争解体了当地社会，留下大量的难民，没有办法专门处理这些难民的话，这个仗根本就没法打。所以安抚委员会就需要疏导难民和抓捕躲在难民里的匪谍。
“至于宣传组…深入军中民间，为之讲说共产党残杀民众情景，与张献忠剿灭川人无异，则老百姓一听便懂。”
“我们在前方后方遍贴‘有我无匪，有匪无我’，‘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大家团结起来，赤匪便易清除’，‘打倒霉老二’等等字样的标语…”
李璜对共产党和巴蜀的熟悉为反恐战争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功不可没。他也记录下了两个民众自发组织的鼓舞人心的反共故事，这里抄录下来：
“至周口镇外，尚未入村。尖兵队长即自众中领出一人前来见我，介绍他是周口镇镇长‘满老爷’。我正怪异其姓氏，而满老爷即自言姓魏，因排行最少，故习称‘满’而不呼姓；至‘老爷’之称因其前代人曾有功名之故。满老爷，身矮小，虽不类武夫，然胆气甚豪，向我言：‘大人如下令，小的立率人众反共，必能打退贼兵！’我笑答：‘满老爷只有几十个桿民团枪支摆在这里，又何能打退这样多的共匪？’他用手一指道：‘大人请望一望，这里上下游一带聚有一两万人，除去老弱，也有几千或者万把人，又何怕一两千的来攻的‘霉老二’！’我又笑道：‘满老爷或者有神仙帮助罢！’他答：‘我就是学过带神兵的法子，只要大人发命令，我就动神兵！’我说：‘好！我看你如何动神兵！’满老爷于是请我前行，并请我坐在他叫人摆好一张有红披的椅子，面前又放一方椅，也有红披，似庙宇中物，来作为公案。民兵忽提一匪谍跪于棹前，满老爷叫道：‘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于是民兵即以大刀，一刀将匪谍之头宰落地下，颈血四溅，民众欢呼，但我为之骇然。满老爷复请我与他共立在这一红披棹上，大声高叫：‘大人有令，反攻打匪，军队就要渡江来了！我曾多次讲过，只要吃了我的符水，便子弹打不进，刀枪砍不入。现在有胆子不怕‘霉老二’的，受了匪害想报仇的，时候到了！大家先喝符水！人多碗不够，我就在冬水田（四川稻田随时有水称冬水田）里画灵符；画了，大家都去喝几口！’满老爷高声叫毕，即闭着眼，口中念念有辞，向着当面几块冬水田，手指大舞一阵，喊一声：‘喝灵水！’于是民众争着万头齐下，伏向田中喝泥水，田中浅水几乎为之喝干！满老爷更下令众人，或竹竿、扁担、或刀矛不等，随着他带的几十名持枪园丁，一齐向前奔去。满老爷请我们与尖兵殿后。我稍憇也前进；翻上山头，但见民众如疯如狂，漫山遍野，猛勇前进，喊声震天，势不可当！其时向周口对面开来的共军约千人，即系共军师长何畏所亲自率来打前阵者，他忽然遭遇着迎面而来如此其多的民众，不怕子弹横飞，一直前仆后继的横冲直闯，密集向前，居然‘人海’，为之大惊！无法抵抗，何畏便只得后撤。这一撤退，民众便尾追三十余里，一直到了营山城；官兵也因此纷纷渡河而来，一日夜间，便收复了营山城，共军向通江败走”
“忆我赴宣汉去与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接头之前，路过渠河，休息于渠河口之河坝场，闻李秀才能御共，思往访之。李秀才生长在渠县所属之观音场，其地靠近渠河之青居山东北峰下，地势险要，俯瞰通江与渠县之间通道，匪不先攻下此峰，则下赴渠、广两县，必遭侧击。因是徐向前屡次派兵与李秀才周旋。但李秀才雄踞此观音场已久，家丁家将甚多，即国民革命必须打倒的所谓土豪是也。不过此所谓土豪，御共反较强于官兵。因他多年购枪练团，深沟高垒，平时不但土匪不敢近之，即对军阀之苛捐杂税，他也一概不理。李既早有准备，闻匪陷巴中后，即以其子弟兵坚守要隘，清查出入甚严；因之匪谍无法窜入。共军以小队仰攻之，则李秀才有古式铁炮，居高临下，威力甚大；徐向前只有步枪，并无大炮，仰攻便甚难得手，竟成相持之局。因之沿渠河一带人民深感李秀才之德能，颂声载道。我特停留于河坝场，派人送信致意助力，俾竟其功。去人回持李秀才的答书，乃婉拒我前往；随即派一代表来云：‘自河坝场赴观音场，山险水恶，照料难周，感谢诸老及李先生厚意，誓愿死守，共匪绝对无法攻破之。’代表请我转达军方，如能不断的供给以子弹粮食，则长此可以牵制匪部，使其不敢长驱而南。我问代表：‘匪已将观音场通路围困，子弹粮食如何能够送达？’代表答称：‘山路崎岖，间道甚多，故我们总有办法暗中出入，而匪则怕埋伏，不敢乱钻；且一乡之中，人人相识，如无内应，则匪谍自难深入，深入也易查出，因匪明而我暗也。’”
李璜惊讶于巴蜀民众组织能力之强，反共决心之坚。然而他又第三次错过了绝好的机会。如果此时他安心耕耘巴蜀，那么蒋介石能不能入蜀都还很难说。但很快，他成都儿的脾气又再次发作了。如果满老爷可以用神兵鼓舞人心，那么刘丛云的占卜也可以用来鼓舞人心。如果刘丛云的军事指挥有问题，那完全可以只让他当一个激励士气的角色，但他鄙视巴蜀民间宗教，又不愿意处理川军各将领之间的关系，把帮助“四川”剿匪当成了他众多工作中的一个，然后悄然离开了。
蒋介石绑架巴蜀抗日以后，一切对他和青年党来说都太迟了。他提倡“护党反共”，实际上和戴季陶已经没有了大的分歧。“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话凄凉。松门松竹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巴蜀沦陷后，留在本地继续抗争的青年党人被逐个击破，比如廖泽烈士，以身殉国。李璜后来到台湾时，政治生涯已经终结。青年党为民进党的崛起做出了贡献，民进党为台独的崛起做出了贡献，台独为共产党的覆灭做出了贡献，不知李璜泉下有知，会做怎样的感想。他梦想的“中国”，则永远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戴季陶想要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列宁主义政党，李璜想要一个没有党国体制的中国。他们的见识丰富，才华过人，视野宽广，所以眼界太高，没有发现自己脚下根本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他们如果可以放下精英的傲慢，认真的看看满老爷和李秀才这样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想要珍惜和追求的东西，其实不在夔门以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