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巴蜀的基层共同体

张献忠屠蜀，是巴蜀被宋的大一统政策破坏基层共同体的结果。满清入关，不仅从张献忠的口中拯救了巴蜀平原的残存人口，也给了巴蜀的基层共同体重新成长的机会。康熙皇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造成了巴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但需要说明的是，清帝国在关内十八省的政策大体延续明帝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度。虽然巴蜀（清帝国四川省）在帝国眼里是偏远边疆，有许多帝国负担并没有压到巴蜀身上，但科举制度仍然是阻止巴蜀共同体长大的天花板：耕读养家，升官发财，仍然是最好的出路。

除了以科举为生的儒化大宗族外，主要的民间共同体就袍哥和各种宗教团体。袍哥是秘密结社组织，覆盖了儒化宗族无法荫蔽的大量人口，他们可以是重庆码头的工人，可以是成都平原给地主打工的佃农，可以是自流井的盐帮。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主要是官府的欺压，都可以找袍哥为他们打抱不平。对于巴蜀的袍哥而言，“反清复明”似乎从来就不是核心主流意识形态，更多的是黑帮通行的意识形态，拜关二哥，儒释道杂糅之类。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和江湖规矩，和儒化宗族所代表的乡绅共同体分庭抗礼。儒化士绅放弃武力，而袍哥则依靠出售武力为主要业务。他们的活动大体分为“清水”和“浊水”：“清水”生意指走私，收保护费，收债，猎取赏金，替人寻仇等在清律边缘游走，但符合基层共同体道义的活动。“浊水”指的就是绑架，抢劫等不道义的活动。“浊水”袍哥一般不受袍哥大爷们的欢迎，认为这是有辱体面的事，是活不下去才会做的事。最后一种共同体就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研究巴蜀的现代史家很容易忽略，其实巴蜀一直是怪力乱神的乐园。各种从内亚，印度和吐蕃传来的宗教很容易在巴蜀生根发芽。这个传统从巴蜀历史黎明时期的巫术，汉末的五斗米，到沦陷后一直坚持反共的各种民间宗教（如一贯道），一直存在。他们主要提供一些非常基础的医疗，并输出一些宗教价值观。需要注意的是，儒化乡绅、袍哥、宗教团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时常有交集，比如袍哥和宗教团体如义和团时期横行四川的红灯教信徒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时候一个袍哥同时也是红灯教信徒。又或者刚挤进士绅阶级的前无产阶级，跟袍哥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而言之，清帝国巴蜀政策的天花板容许以上的共同体成长，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往更高级的形态进化。

太平天国将这个天花板打出了裂缝，乡绅组织私人武装变得可能了，收益最大的自然是湘人，可以向帝国各地输出武力。而巴蜀的地方武装自卫都非常困难，论军官和领袖很多时候还需要从能打的地方引进，比如数次击败石达开的唐友耕就是滇国人，四川总督骆秉章就是粤人。但无论如何，大一统和科举制度的天花板上裂了一条缝，给了巴蜀基层共同体新的养分来源。川盐济楚，成就了巴蜀的武装商人团体。1890年的烟台条约将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则彻底把这个天花板打碎，巴蜀的基层共同体从此有了自由的长的空间。共同体的成长和演化总是伴随着痛苦，生存威胁和斗争的。为巴蜀基层共同体提供演化催化剂的，是教会。

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在1890年以前就已经进入巴蜀了，但对上述共同体结构产生催化作用的，还是在1890年以后。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大量教会组织借此机会涌入巴蜀腹地。教会不仅提供了巴蜀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和穷人从未见过的先进医疗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教会和清帝国四川政府交涉的时候经常处于强势地位，这让经常被清帝国地方政府欺负的巴蜀民众感到了希望，于是受洗人数激增。许多巴蜀人开始运用教会这个保护伞，组织自己的共同体，开展相应的活动。自然的，这也打破了地方共同体的平衡。平时跟地方政府对抗，为穷人出头的经常是袍哥，为穷人提供医疗的经常是地方宗教组织，教会的介入抢走了他们的客户，他们自然对教会心存怨恨。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讲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至于巴蜀人为什么尤其应该读一读，见拙作《大和三部曲 — — 李劼人的东京梦华录》。而在此处，我想用另一个事件，余栋臣起义来说明：

余栋臣是大足当地的袍哥，因为武力过人，被人成为余蛮子。因为他其中一个兄弟被教民欺负了，就组织人烧了教堂，抓了法国传教士华方济，跟官府对抗起来。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巴蜀地方共同体的活力。余栋臣的团体和当地的教民都有能力自己组织武装来斗争，在大足余栋臣胜利了，但拥有同样的组织能力的团体在巴蜀全境都能找到。而余栋臣是一个耿直而负责任的共同体领袖，他绑架华方济是为了能和官军周旋，保全手下，但他对华方济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子诚善人。三个月来与我相偕，未见子一言一行有不合理者。我随在窃访人，谓汝行事极形公道。”又说：“汝西人胜我华人；西人尚正直，华人尚欺诈；本年三月间鄙人被拘，被欺故也。五月间，拘汝亦诈以得之，然无恐惧，缘汝之故。荣昌城内教堂我不往扰，教民之在城者亦任其安居。”即便余栋臣穷途末路之际，手下人都说杀洋人，他也坚决不肯杀了华方济。后来华方济平安被释放，余栋臣被抓。

正是由于教会以类似这样的方式冲击巴蜀当地共同体，巴蜀共同体才能迅速演变，升级和进化自己的共同体组织，自动向高级的教会组织看齐。而这一切的高峰就是巴蜀第一次独立战争（保路运动）。汉化以前的清帝国对巴蜀有恩，巴蜀人并没有忘记，所以虽然汉化以后的清帝国任用盛宣怀这样的腐败官吏来侵犯巴蜀的权益，巴蜀早期的抗争仍然非常文明，没有僭越君臣之义。巴蜀士绅也非常小心，抗议过程完全符合文明立宪国家的要求。然而在赵尔丰开枪打死示威者以后，君臣之义尽矣。羽翼丰满的巴蜀共同体蜂拥而起，打响了巴蜀第一次独立战争，让赵尔丰血祭亡灵，并且根据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原则，刺激了东亚各国的独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