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故事

谷爱凌的故事在沦陷区，是全球化时代的回光返照。她的上一辈是沦陷区出身，如果早生十几年，虽然可能达不到港华，台华或者马华的高度，但姚明那种地位是完全可能的。她今天在沦陷区受到追捧，其实主要反映了受改革开放/奴隶贸易时代辐射的老人，还在怀念那个可以两头占便宜的美好过去。然而趋势在逆转，谷爱凌已经被沦陷区很多人认为是高不可攀或者不接地气的人物了。如果我们把这个话用沦陷区阶级斗争的逻辑翻译一下：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当慕洋犬和洋买办还可以高高在上，现在你们的美国爸爸不要你们了，我们很快就可以收拾你们了。美国方面的反应委婉一点，但如果这些伪中产能读懂的话，恐怕只会更令他们绝望。除了右派说她是一个叛徒之外，大部分美国人显得毫不关心，乐乐法利做过一个街头调查，当问到他们对谷爱凌作为美国人却参加中国举办的冬奥会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回答是，“It’s her choice.”

如果美国的附庸国或依靠美国的势力听到山姆大叔说出这句话，恐怕会吓得不知所措。熟悉盎撒传统的人应该不难理解，这句话一出，就代表美国即将要抛弃你不管，美国不会负任何责任，美国人民也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之前的一切调情都是一个大的玩笑，不是承诺也不是契约，这种分寸通常被非盎撒人叫做虚伪。华裔美国人的地位非常脆弱，更接近于美国的附庸，而不是参与决策的美国公民，所以他们的忠诚会首先遭到怀疑。他们在全球化时期作为中美文化交流大使两头占便宜，在新时期，中美都在政策转向，他们将会最先遭到两边同时清算。同时，依附全球化集团的改开干部和他们制造出来的沦陷区伪中产阶级，完全无法像香港爱国者那样激起美国普通人民心中的愤怒，后者最终总会觉得，你们的遭遇不都是咎由自取吗？不都是your own choice吗？为什么会指望我们美国人来帮你呢？伪中产，高华，小留，公知们疯狂追捧谷爱凌，好像已经知道这会是他们的末日狂欢一样。帝国主义来了又走，吹起又打破了他们的幻梦，剩下的只有徐州那个女人身上的锁链。

上述观察并不新奇，恐怕大多数人心里已经有数，但人都活在故事或者叙事体系中，一般会主动屏蔽和删除不符合自己认定的叙事体系的事件。全球化时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区的叙事体系一般是两种：

一种是美国全球主义者，全世界华人，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制造出来的“long march to modernization”。这种叙事说中国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正在拥抱现代文明。当然，在这一期间，推动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人就一定会获利。出资方美国人当然获利最大，中间商华人和共产党干部取得小部分利益，剩下的一丁点秩序残余散落在中国占领区境内，就像好心的地主过年过节往街上撒铜钱，周围几条街的穷人家小孩都跑过来捡一样。所以，一切问题都是发展问题，只要中国富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人权（女权）问题，民主问题，环保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个观点今天仍然在中文世界流传。只是美国人要的是经济发展引起政治变革，中共要的经济发展以后稳固政权。

一种是中国针对外界的大外宣，以文化为主，主要是宣传中国的悠久历史以此要求相应的国际地位。后来又加上了中国特色模式，东升西降，试图给在西方社会中的边缘人提供一个可替代的选择。但是文化这种东西是很难骗人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所以这两种效果都很差，除了网罗到一些华人以外，基本是出口转内销，这部分促成了中国的纳粹化。

这两种关于中国的叙事，正如最近一连串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已经是穷途末路了。美国人失去了耐心，中国人也失去了耐心，夹在中间的华人和沦陷区的两面人焦头烂额，正如某篇华裔美国人关于谷爱凌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他们已经感到了在被一只无形的手按着要求表忠诚。在中国尝试挑战美国失败，或自行崩溃以后，美国人也许会回望这段时期，然后提出类似于how did we fail to change China的问题，正如麦卡锡时期的美国人曾问过how did we lose China to communism。正因为如此，本文认为提供第三种叙事体系非常重要。上述两种叙事，我们可以简化的称为现代化叙事和中国崛起叙事。前者认为从大清国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求现代化；后者认为自从14世纪以来，中华文明才落后于西方，现在则要求恢复朝贡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这两种叙事的破产，主要是自身解释力匮乏的结果。它们无法充分解释20世纪初到今天的历史，也很难厘清今天中国占领区的社会万象。

本文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即以基层共同体的消长为核心的叙事体系。人类文明的发展，兴盛和繁荣有赖于各色共同体互相碰撞和交流。东亚近代的黄金时期来自于1911–1927年。这一时期，东亚社会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组织模式和习惯的共同体，包括但不限于乡绅地主，武装商团，秘密结社组织，基督教会，本土宗教团体。它们摆脱了清帝国的框架，又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直接管理，这一时期各个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最为密切，碰撞最为激烈，产生出了近代以来最为灿烂的文化。这个黄金时代被苏联武装和组织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破坏了，体现为1927年的北伐，至此以后，党国体制降临，掀起了对社会本身的战争，严重破坏了东亚各共同体的自我生长，降低了东亚社会的多样性。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被动和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东亚社会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在抵抗党国体制，他们像野草一样，一遇到机会就会重新生长出来，也就是福柯意义上的society must be defended。文化大革命是一大机会，让黄金时期社会组织者的后人们，通常被共产党称为“黑五类”，获得了复活的机会。文革严重的破坏了党国机器，给了东亚共同体重新生长的机会。其中有法轮功这样的宗教组织，有不容于三自教会的野教会，有以忠义为核心的秘密结社组织，还有许多因为不能融于现代化和中国崛起叙事而不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各种共同体组织。它们凭借六四和全球化获得了更多的理论，组织和现实资源，天然敌视以习近平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帝国的复活。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组织特色与产生它们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沉淀息息相关。同样是以民营企业为掩盖的秘密结社组织，云南和福建就有很大差别。同样是89年的学生运动，成都和北京也完全不一样。这样的多样性是福柯意义上的society一定会胜利的理由，也是中国一定会失败的原因，因为它站在人性和自然规律这一边。所以“核平党”是错的，“脱支党”也是错的，不管东亚社会如何被党国体制摧残，也总会有新的共同体像杂草一样生长出来。

这样一个新解释体系比现成的这两个体系有三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一. 为什么全球化不能让共产中国变成民主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就是破坏基层共同体的势力，不管它是否民主。“中国”脱胎于黄金时代各独立政权的尸骨之上，双手沾满血腥，已无法回头。东亚自发生成的共同体会不断冲击“中国”这个建构，使得后者最后不得不运用专制和极权手段来镇压。

二. 东亚近代史因此变得连贯起来。现在通行的历史教育有一种倾向，即缺乏历史的连贯性。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49年以前和以后，文革以前和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我们以共同体的消长为视角，却可以清晰的看到脉络，共同体的成长在1927年前夜达到最高峰，然后不断跟党国体制斗争，在土改时期达到最低谷，又在文革时期重新成长起来，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连贯的叙事逻辑。

三. 东亚社会的复杂性因此得以体现。东亚社会的复杂性，虽然在现在的学术界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还未能送达到更广的受众。部分原因是因为最尖端的学术理论也还没能抛弃“大中华圈”这个框架。如果我们把叙事体系改为以东亚各地共同体为核心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晰而直观的看到东亚社会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并且完全抛弃“大中华圈”的桎梏，比如，云南，广西和广东其实跟东南亚更为接近；上海，香港，澳门与加尔各答，新加坡更为接近。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现在正是全球化时代的格局破裂的时候，也是新时代构建新的叙事体系的良机。从70年代末至今产生的各种关于东亚的理论和知识最终都会汇聚成两个选项：是促进中华帝国再次解体，解放各共同体，为新的黄金时代开路；还是支持中华帝国的野心，成为全人类的敌人。这个选择，我相信对于任何有良心的人来说，都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