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50年来性别史（极简版，儒家视角版）

常人印象里中儒家“封建”家庭的性别结构，比如“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晚清其实只适用于少数大家庭。差异明显的性别分工本身就是财富和阶级地位的标志。名门大小姐，大奶奶少奶奶们才有资格缠足不出门不工作，每天在家绣花喝茶抽洋烟。贫穷的家庭，是承担不起女性不工作的成本的。普通佃农家里能养着不工作的女人吗？涉及性别的问题触动人最敏感的神经，阶级界限无处不在，所以不出门的女人以及衍生出来的女德构成了儒化家族把自己跟非儒化家族区别开的最显著的标签。即使在这样的家族没落以后，他们的女人仍然有违反常理的倔强拒绝工作。吕思勉曾经提到过，他们家族以前曾经当大官，没落以后，他的某位女性祖先宁愿把所有的嫁妆和金银首饰都变卖了，负债也要请仆人。这主要不是自私或者偷懒，而是儒化家族脆弱的阶级自尊心以这样扭曲的方式体现了出来：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官宦之后，我们的子女现在虽然穷，以后是要当大官的，怎么样也不能跟马夫丫鬟商人的家庭一样，让女人出去工作。梁巨川（梁漱溟的父亲）的母亲和妻子也都来自这种阶级，即使她丈夫和家里再穷，她们也只是变卖嫁妆和首饰，请不起私塾先生就亲自指导儿子的学业，但绝对不出门工作。而非儒化家庭的女人就没有这种限制，她们有钱的时候也像名门大小姐一样不工作，但总喜欢上街闲逛，没钱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心里负担的从事各种工作，尤其是在丈夫不能照顾自己或者出远门的时候，通过服侍不只一个情人，依靠他们的补贴生活，比如《暴风雨前》里的伍夫人。

这样的性别结构并没能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而垮台。事实上，五四运动影响的只有北平上海和各港口城市的一小撮精英家庭，不涉及90%以上的传统家庭。受五四运动影响而产生出的大多数新家庭和新女性，最后要么像丁玲萧红李云鹤一样在滥交，堕胎，放纵以后去了延安，照顾饥渴的革命干部，要么逐渐回归了”旧式“色彩明显的传统家庭生活。顺便说一句，胡适也来自这种”旧式“家庭，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如果他的母亲像他所提倡的那样变成了新女性的话，恐怕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胡适了。他后来展现出跟同时代人不一样的家庭责任感，不抛弃幼年包办之妻江冬秀，恐怕跟他母亲做出的榜样有很大的关系。而短暂出现的几个苏维埃政权对当地人的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对大局影响仍然轻微。比如川北经过张国焘的种族屠杀，几乎没有一户完整的家庭。但经过重组以后，仍然基本维持了过去的生活方式。新生活运动和抗战，将女性和家庭政治化，“抗战夫人”和“沦陷夫人”的斗争，虽然从侧面反应了国民党的党国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力仍然非常有限，但毕竟开了一个头。从此，家庭生活不再可以对党国政治免疫。

真正对传统家庭和女性角色起到致命打击的正是国民党的继承人共产党。他们依靠比国民党强大得多的破坏性力量，彻底捣碎了儒家封建保守势力的最后一块自留地 — — 宗族。家谱和宗族祠堂是牛鬼蛇神，女人能顶半边天。解除了儒家宗族束缚的女性，也就失去了儒家宗族的保护。现在你们不缠足了，是不是可以跟男人一样进行生产活动了呢？是不是可以跟男人一样去当兵打仗了呢？是不是可以进文工团犒劳将士和干部了呢？文工团里面的各种荒淫故事，通过黄色小说和饭桌杂谈流传开来，里面描绘的场景是妓院合法的旧社会不敢想象的。另一方面，划分成分，让家庭变成了战场。不同成分的人组成的家庭，正如不同成分的人组成的单位一样，充满了明争暗斗。文化大革命只是让这些矛盾集体爆发出来了而已，在文革之前和之后，家庭斗争的故事一直都在上演。你以为王翠平是党派给余则成解决性欲的吗？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监视余则成这个军统余孽，她随时可以在发现余则成不忠的时候枪毙他。庸俗的“家庭”，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是男权资产阶级社会奴役女性和子女的工具。共产主义社会里只有“同志”，同志之间是结成革命的友谊，并不是结成家庭。结成家庭的意思就是在党的领导之外，还有其他东西，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所谓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因为党才能帮你摆脱男权家庭的束缚。我们党的革命队伍早就开始实行并且带头推广这样的生活方式了，有些人现在还不能接受，不过我们可以慢慢来。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工程难度是巨大的。尽管新组成的各种家庭有各种问题，但终究还是有不少磨合之后，能够勉强把日子过下去，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林豆豆的。党的控制力度一旦减弱，旧的家庭观念和封建思想以不正常的方式复活，你可以看到有些省份的女人已经不能上桌吃饭了，这明显就是无产阶级对儒家士绅的拙劣模仿。计划生育是党最后一次控制家庭的尝试，效果已经远远不能跟60年代相提并论。受影响最深的还是体制内和体制周边的家庭，至于农村的情况，由于实在太混乱而无法统计：你一定看过或者听说过90年代一个著名的小品《超生游击队》。造成的结果就是，体制周边的家庭由于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最为脆弱。而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对女性的歧视达到了旧社会儒家不敢想象的地步。

克林顿总统在2001年的恩典，把没有儒家宗族保护的农村闲散劳动力送进了沿海血汗工厂，使他们不会在斗殴和毒打中身亡；把体制周边的一孩家庭送进了小康社会；把80后送进了白左（白人左派）和全球化文化的怀抱。这时候的白左正在挑战传统的性别观念，玩彩虹旗LGBT和女权主义等时尚的标签。80后不知好歹的以为自己已经可以跟白左平起平坐，完全忘了他们刚刚才逃脱了计划生育和90年代小洪水，也开始咿呀学白左的语言。李银河不傻，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性和性别研究完全是她玩弄的一个标签，随时可以拿来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武器，但许多给李宇春和曾轶可投票的上班族小姑娘就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了。其实2000年以后真实的两性关系就是战争关系，双方发明出了许多比如“直男癌”和“女权婊”这样的骂人词汇，双方都在谴责对方只享受权利而不付出义务。同时，与许多人的臆测相反，中国年轻人几乎是性观念最开放的群体，相对应的，美国人的性观念其实非常保守。80后躲在白左”性解放“的旗帜之下，实际上反应的是他们由于对异性不信任而惧怕承担婚姻的义务（当然客观来说，这部分来自他们看到自己父辈的婚姻模式因为改革开放实现的阶级颠倒而解体）。这样的两性关系，怎么可能不产出高离婚率和低生育率呢？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非常奇特而有趣的现象：年轻人们自己的私生活是非常混乱的。你到处可以看到男人抱怨自己被绿了，或者女人发现男友劈腿的故事，但他们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要求却几近严苛的高，明星们不能有一点私生活的问题。明星之间的斗争已经类似文革，私生活和性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有了就要被斗倒，斗臭，不能翻身。明星的私生活变成了年轻人发泄对异性不满的渠道，正如批斗李井泉变成了四川人发泄不满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