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或巴蜀顺民小知识分子之一种

1912年的清帝国在列强的斡旋下，逊位之文明，为东亚大陆千年未见。如此和平的权力交接使得巴蜀平原地区也保留了大量的人口，各组织和共同体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与明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大量的顺民人口也被保留了下来。他们本来应该在残酷的改朝换代的动荡中被淘汰出局，却主要的因为被帝国主义秩序，次要的因为被儒家宗族和其他地方秩序荫蔽而幸存。

但同样的，这些顺民人口自然成为各种有政治能力的团体收割的对象。清帝国时代，只有大清皇帝可以名正言顺的收割，现在巴蜀独立了，新的秩序平衡点尚未建立，谁都可以收割这种顺民人口。马识途就出生于这样的顺民家庭，他对军阀和土匪 — — 总之是有武力的团体 — — 的嫉妒和恨无需多言。但想要阶级升迁，他的机会和选择并不多。这是1930年代的巴蜀，红、蓝、白（巴蜀本土势力）的斗争如火如荼。他明显不愿意为巴蜀的“军阀”和“土豪劣绅”服务。但他又不像王维舟那么“天棒”，没办法直接投共打游击，只有国民党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适合他这种小知识分子。而毫不意外，国民党又为共产党做了嫁衣，他在大学里顺利加入了共产党的学联组织。他没有其他特长，只会写一点东西，于是就只能负责宣传方面的统战工作。

巴金是富家子弟，并不真正懂得民间疾苦，他没有办法用多么真实和打动人的故事来控诉旧社会，只有从洋人学堂里学来的新潮理论。所以他的作品既不是小说，又不是哲学散文，也不是政论，而是三者的混合体。李劼人的社会经验比巴金丰富得多，亲身体验过巴蜀独立前后的世界，又是真正爱讲故事的人，在法国现实主义的熏陶之下，写出的是真正的巴蜀文学作品。马识途则既没有巴金的理论，又没有李劼人的热忱，所以大多数作品都是非常模范和公式化的红色小说，这本身也符合宣传和统战的需要。他唯一真正有点价值的就是《夜谭十记》，而这里的根本原因恐怕仅仅是他比较真实的记录了巴蜀小科员之间摆的龙门阵，而较少的自己发挥，所以更据有纪实，而非文学的价值。其中《盗官记》因为被姜文改编为《让子弹飞》而广为人知。姜文是黄俄余孽，很难不以黄俄为本位，电影里的张麻子进城当县长就很像是姜文在为黄俄余孽找合法性出路。而《盗官记》里张麻子的故事则很像是作者在告诉同志们，这样的土匪如果由我们先进的革命思想来领导，不是可以作一番大事业吗？巴蜀沦陷后，他同样还是担任宣传职务。文革期间，他成为了被中国殖民主义者李井泉祭旗的第一人，也算求仁得仁。

巴蜀因为地理和历史路径的原因，盛产马识途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在现在这个大灭绝时代里，这种顺民人口几乎肯定要被消灭殆尽，不可能像清末民初那样大量的保留，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