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巴蜀近代化史与巴蜀共同体的复兴

极简巴蜀近代化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帝国主义带来的现代化的确具有改变巴蜀社会和共同体的效果，但这个效果，正如我在《清末巴蜀的基层共同体》里提及过的，是一种刺激和规训的作用，自然会产生比较激烈的反应，这在独立以前体现为教案。对传教士来说，发现和保护地方共同体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才需要编纂“四川话”和英语的教材。对受过日本教育的巴蜀籍中下级军官来说，领导巴蜀人民通向文明开化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马识途才提到日本回来的教官总是严厉的。这两种在巴蜀最深入到草根的现代化模式，都起到了丰富和催化基层共同体的作用。那时，大多数巴蜀人民不会有被现代化压得喘不过气来窒息感。相反，巴蜀反而以生活安逸闻名于世。

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70年代以前带来的现代化，工业上来说是被削弱和中国化过的苏联版本，集中体现为筒子楼，国有企业和工厂，政治上来说是对巴蜀的种族灭绝（张国焘屠蜀北，抓壮丁，土改等），巴蜀的反抗自然更加激烈。50年代的反恐战争成功拖延了中国红军进攻吐蕃的步伐，一度夺回大部分失地，最终在列宁主义机器和中国红军的先进装备面前败下阵来，著名的巴蜀英雄夏之时即战死于此。文化大革命极大的破坏了列宁主义机器，而6–70年代的红军的武器装备也已经落伍。巴蜀人则抓住机会，再次展开抗争。重庆大武斗就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被共产党定义为“黑五类”，“麻五类”等出生的巴蜀人终于形成了像样的民兵组织，在巴蜀共同体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不利情况下，依然与中国殖民者和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斗争。由于敌我不明，被串联的红卫兵分化瓦解。重庆武斗只是巴蜀在文革时期众多抗争之一，宜宾，绵阳等许多地方都被巴蜀人攻破。然而巴蜀其余各地的战争也像重庆的一样，逐渐迷失了敌我，被各个击破。

由中国共产党在70年代以后引进的现代化，是被削弱和中国化过的美国版本。同时具有列宁主义的特点和资本主义的影子。它在理论上，跟“中体西用”一样，根本是不堪一击的，于是就会出现我在90年代感受过的，在上文提到过的heterotopia。它在农业上体现为西方的化肥，解决了巴蜀的饥荒问题，工业上体现为血汗工厂。由于巴蜀的基层共同体几乎已经被消耗殆尽，把巴蜀的劳动力送往沿海的血汗工厂简直易如反掌。残存的组织只能以黑社会的形式出现，依靠朴素的民族情感，勉强维持生存。在思想上却不只是当时流行的民主崇拜，而出现了相对其余中占各国，强烈的反大一统的声音，从余杰，石平，王怡，廖亦武到刘仲敬。可以说，巴蜀人有了王国维当年“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那般对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渴求，也得出了反对大一统才是根本的结论。这是巴蜀近代史以来，思想上最同情独立建国，最旗帜鲜明的反对统一的时刻，却同时也是巴蜀近代史以来，基层共同体最脆弱的时刻。

巴蜀基层共同体复兴的载体：宗教

为了面对这种危险的局面，复兴共同体是当务之急，我在这里提议以宗教为载体，来复兴巴蜀共同体。王怡在《地方主义与四川》里提到，四川在儒家文化的边缘，总是出异才，怪人。而道教非常兴盛，以此得出四川人讲究逍遥自在。其实以巴蜀为中心的叙事来说，巴蜀文化和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强行将巴蜀并入中国，就自然会觉得巴蜀怪人多，不接受儒家文化。

如果我们以巴蜀为本位，那么巴蜀历史虽然总是在独立与中占中交替进行，今天的巴蜀人跟古典时期的巴蜀人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一以贯之，这也是巴蜀跟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宗教的发达。古典巴蜀谶纬学的根基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先进的天文学或占星学，传入巴蜀时，领先了东亚一千多年。天文历法与政权兴替息息相关，巴蜀人就由此衍生出了一套谶纬学说。今人比较熟悉，中国的历法都来自外部输入。最近的一次农历由传教士输入，上一次历法由蒙古人带来的穆斯林天文学家输入。而中华帝国的早期，汉帝国的历法，则是由巴蜀输入的，体现为落下闳的太初历。直到宋的大一统降临以前，巴蜀的谶纬学，巫术，佛教和以道教为名的各色宗教牢牢控制了基层共同体，成就了峨眉山，青城山等诸多名山，李白向往蜀山求道即在此时。宋帝国强行用理学迫害巴蜀民间宗教，收编官方宗教，给巴蜀人造成的压迫感不亚于理学进入朝鲜半岛。洪水过后，巴蜀人又一次尝试恢复信仰。明占期的巴蜀人刘宇亮把天主教引到了巴蜀，总体而言，基督教则巴蜀开放以后大兴。然而宋以后巴蜀宗教最主要的特点是，草根的，野生的，无法说清楚来源的宗教团体特别多。由于缺乏从外部大量输入经文典籍，他们的教义经常是杂糅的。他们也通常被上流社会，国家和大型宗教贬低为邪教，但他们才是巴蜀共同体的最后一道壁垒。在乡绅，地主，军官，资本家被中国消灭和收割以后，他们仍然顽强的荫蔽了众多的巴蜀人口，直到今天。

对于真的有这样的宗教团体活到今天这种事，如果不是我亲眼得见，我也不信。我曾经在巴蜀某乡村，亲眼见过一个巫婆给人治病。这个巫婆是个瞎子，但应该还是对光线有微弱的反应，因为我进去观察她的时候，她很明显对我有警惕，后来问她才说是因为怕我是政府的人。她有一间很大的屋子，屋子里的一个角落里放着许多麻袋，麻袋的口开着，里面可以隐约看见是一些草药。这个巫婆给人看病先是握住人的手，然后问病人问题，比如，“你哪里不舒服？”“你家的坟是不是朝某某方向？”“你是不是某某亲戚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一番询问以后，症状轻的就直接开一些草药，然后嘱咐比如祖坟要往某个方向挪动多少，灶台又要怎么改变等。症状严重的就会开始驱魔。我只看到过一场，她将三根筷子直立放在装了清水的碗里，念了一会儿咒语之后，大喝一声，三根筷子瞬间弹开，然后她就转过头去给病人开药。巫医给人看病的例子我在书上是见了不少，但在现场看见还是头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她要让所有病人都坐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一个一个上去看病。从我这双眼睛来看，她当然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机关，而巫术本质上是表演，需要演员和观众的互动，观众越多，效果越好。这位巫婆大概因为治疗效果非常好，邻近各村各乡都来找她看病，因此也不可避免的跟当地政府发生了许多冲突。正是从这件事开始，让我相信巴蜀民间社会仍然有生命力。然后我做了一点粗糙的研究，发现我自己的某一位祖先竟然就是个端公先生，在6–70年代仍然给人看病，驱魔，主持婚丧嫁娶。这让我意识到，宗教在巴蜀以某种不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方式仍然活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并且很有可能拥有超出一般人估计的力量。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四川人数非常多，王怡牧师的秋雨之福教会当然也是占据了大量的版面，但是在法轮功和秋雨之福教会之外，巴蜀也许还有非常多更小的，更不为人知的宗教团体。虽然规模和力量都不如清末，但有这样的存在也足以在洪水时成为保境安民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