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terotopia

我曾以为京极夏彦的小说里频繁出现的掉书袋现象是他的自我炫耀和陶醉，直到我看了他的访谈之后才消除了这种误解，并且还有点不好意思，似乎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他的小说，就可以理解了。他写的其实是以侦探小说为皮的现代妖怪传。侦探小说的结构还是在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福尔摩斯式的。“福尔摩斯”是阴阳师中禅寺秋彦，“华生”主要是第一人称的关口巽，但同时也配有其他性格非常鲜明的角色，故事经常具有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然而案件的展开过程却非常阿加莎克里斯蒂，而不柯南道尔，即，本应该作为侦探的阴阳师经常并不亲自进行搜查，不像福尔摩斯那样把一头雾水的华生带着到处跑。搜查主要是警察，关口和所有配角一起完成的。阴阳师听取了所有人的搜证之后，就可以破案了，然而这里才是精华。在京极夏彦的世界里，杀人事件只是现代妖怪事件的一部分，正如破案只是驱魔的一部分。而所谓的现代妖怪事件则是现代性与其不能兼容的元素之间的碰撞产生的火花。表面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东西，不过是薄纱一般的现代性无法掩盖的另一种存在或真实。所以才会有名言“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的事，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为了要记录或解释这种“妖怪在现代”的现象，那就当然需要引用非常多的典籍。

可能没有比《铁鼠之槛》更能说明京极夏彦小说里“现代性焦虑”这个主题的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了解过福柯的heterotopia这个概念，因为这本小说就很像是为这个概念量身定做的故事。简单粗暴的说，heterotopia就是日常生活中，用肉眼也可见的平行空间，比如墓地，古董店，博物馆之类。这类heterotopia影响力很小，看起来好像没必要专门发明一个词。但是，你可以想象，1911年以后的紫禁城，同样也是一个heterotopia。在紫禁城里住着的，对中华民国来说，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人。然而这个人（其实还只是个男孩）不仅存在，而且还是被大清三百年的江山，满蒙征服者对东亚顺民六百年的骄傲，和上千年自由蛮族的堕落循环这三重魔咒束缚的人。庄士顿出于人道主义和绅士的怜悯心，徒劳的想要把“亨利”溥仪从这个魔咒中拯救出来，然而他不可能成功。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其实可以说是“基督将军”帮他解除了一部分魔咒。如果冯玉祥这个人还有任何得救的可能的话，恐怕就是因为这件事了。溥仪虽然直到生命的末期都不得不背负“末代皇帝”的符号，但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他，至少在壮年摆脱了紫禁城的束缚，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以他自己的方式报答了满洲的列祖列宗。而因为不愿离开北京就把溥仪囚禁在紫禁城的满洲亲贵，则是为他们自己构筑了心牢。

《铁鼠之槛》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类似的故事，只不过因为体裁是小说，情节更戏剧化，对立更鲜明一些。作者直接造了一个本末宗派不明的，江户风格的heterotopia，明慧寺，然后把现代性代表“警察”通过命案的方式强行植入进去，打破了它。命案是且只能是警察的职责，而肩负这个职责的警察就在命案发生时拥有了绝对权力。作者感叹到日本已经容不下其他以外的设定了。“只需摆上一块石头，‘不可擅入’的契约就能够成立的美好时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这部小说在我看来最完美的诠释了作者的宗旨，即呈现“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矛盾。作者偏爱妖怪，所以把“非现代性”具体的用妖怪来说明。事实上，他有可能过于喜欢妖怪了，以至于他的小说中途读起来竟有一点民俗学科普读物的味道。

然而“现代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焦虑”听起来不像是岁静婊的无病呻吟吗？京极夏彦想表达的又是什么？我无意对这些概念做定义。我想关于现代性的书和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应该可以绕地球一周了， 我就不绕了。这里只描述一下感觉，我想京极夏彦也是这个目的。现代性感觉起来冰冷，残酷，又无聊。现代性，不管它是什么，总是要建立在对无限进步的期望上。在这个过程中，它摧毁了温暖有趣，难以理解，同时也充满可能性的世界。焦虑的也就是这个，可能性的消失。这种事情不一定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当阴阳五行，五脏六腑这样像今天的自然科学一样的概念最初传入朝鲜半岛的时候，半岛上的用驱魔仪式来治病的萨满教巫师及他们的信徒也像今天的中医信徒对现代医学一样充满戒备和怀疑。宋明理学在刚传入朝鲜的时候，就被认为是残酷冰冷的，三纲五常太严格了，宋儒以理杀人。而充满怪力乱神但活力十足的萨满教在半岛南方仍然有根基。同样的故事在日本输入现代科学时又再次上演了一遍。换句话说，萨满教的图腾，神庙，或者日本的各种怪力乱神所处的空间，就是撕裂现代性的heterotopia，它们从令人窒息的无聊和冰冷之中透进一丝空气。当然了，我的这种描述很明显暴露了我出生和成长于这种现代性焦虑之中：灰暗的苏联式大楼，拥挤却没人说话的电梯，没有车辆的高速公路vs从黄葛树叶子缝隙中透进的阳光，嘈杂的小面馆子，弯曲肮脏的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