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三部曲 — — 李劼人的东京梦华录

胡适的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说得不在点子上，文人和他们的作品才更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一切都要为政治认同服务，文学作品也不例外。有意识形态加持的文学作品，就能比没有或斗败的意识形态加持的作品更能为它们的主人赢得名声。《汤姆大叔的小屋》能够比众多的反汤姆小说赢得更持续而长久的声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北方赢得了南北战争。《飘》能够获得持续而长久的声誉，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旧南方还没有死，在内战后又卷土重来。总而言之，文学作品的地位与它们的好坏没有关系，而与它们的载体 — — 拥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 — — 的生死有密切的关系。

民国初年的“天下裂”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依附于不同政治哲学的良好机会。今天我们只熟悉五四运动相关的文学，其实是被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绑架的结果，因为中国特色的列宁主义（KMT与CCP）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后裔。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文化运动，它的目的其实是反对在远东已经是落日余晖的19世纪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体系和还没来得及升起的诸夏民族独立运动(用CCP的话术叫反帝反封建)。所以五四运动加持的文学作品必须符合这个要求，既要把在顶层维护国际秩序的帝国主义描绘成压迫者，又要把在中下层维护乡土秩序的军绅主义政权（军阀）描绘成帮凶和加害者。这样的任务并不复杂，鲁迅就出色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而在帝国主义秩序末梢的巴蜀，还是一个“四塞之地”。重庆作为巴蜀最国际化的大都市，受到的帝国主义滋润弗如汉口远甚，所以当夏之时率领的独立军兵临城下的时候，重庆的商人还感叹自己的地位不如汉口商人，租界不够多，才必须面对这样的动乱。不可避免的，军绅政权笼罩了巴蜀大地。民国“四川”以“军阀混战“出名，其实正是因为巴蜀大大小小的军绅政权需要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因此，巴蜀的五四文学家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攻击维护乡土和地方秩序的军绅身上。军绅政权的脊梁是巴蜀的大地主和大商人，他们负责提供钱粮，他们的子孙负责提供军官。要打破军绅的结构，就必须打断巴蜀的脊梁。巴金在《家》里是这样做的：祖父是冰冷严苛的，长兄是“作揖主义”的，女性是任人宰割的，只有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轻人才有出路。类似的格式也可以见于其他著名的巴蜀籍作家比如何其芳，马识途，沙汀等。他们通过把大地主家庭投射成冰冷残酷，互相压迫的“封建社会”，在文学的世界里达到了打断巴蜀脊梁的目的。

所以，李劼人和他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就显得格格不入。大河三部曲肯定不可能被归入五四文学的范畴，虽然革命叙事这样要求。五四文学非常着急的想表达，它们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结构是僵硬的，比喻和象征是呼之欲出的，目的是路人皆知的。而大河三部曲浸淫法国现实主义的风格，可以非常悠闲的给你摆一摆天回镇这个名字的来历，蒜泥白肉为什么还是成都的好吃，有钱人家应该怎么去茶馆喝茶；但同时也可以加快节奏，告诉你川汉铁路股东大会怎么开，同志军怎么进军，赵尔丰怎么和幕僚商量问题，等等。郭沫若把大河三部曲说成是近代的华阳国志，其实在我看来，根据李劼人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期望的话，它更像是巴蜀的东京梦华录，它记录了那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巴蜀黄金年代。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仓促中拼凑出来的巴蜀五四文学黯然失色。不仅如此，李劼人功力最深厚的地方在于他可以把宏大的历史事件无声息的嵌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仅凭这一点，他的作品提供的历史理解力和文学修养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如果你学了历史却不能理解你的日常生活，那你学历史有什么用呢？如果你学了文学却不能准确的描绘你所处的时代，那你学文学有什么用呢？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五四文学、中国主义和列宁主义胜利后，李劼人和大河三部曲必须被冷落。你怎么能说封建大家庭不压迫下人和奴役呢？你怎么能说保路运动是四川人只为了给四川人出一口气呢？你怎么能说重庆商人希望让重庆完全变成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呢？失去了乡土的和根基的大河三部曲，被尘封了起来。

文人和文学作品都是浮在表面的点缀，巴金的盛名主要不是因为巴金的作品好，而是因为他依附的政治势力取得了胜利。李劼人的被遗忘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够好，而是因为产生他的社会被瓦解。他曾说四川如果独立起来，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强国，但奈何四川人总是尔虞我诈，不能拧成一股绳。但他也和左派文人关系亲密，和共产党有不少暧昧的联系，他儿子投奔延安，他还曾把《大波》发给儿子看，希望不要有政治问题。巴蜀沦陷后在伪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当了副主席。他曾想过推脱，我想至晚到那时，他大概已经清楚自己只是被人操纵的舞台上的人偶，但他已经没有能力和意愿反抗了。毕竟反共到底的如唐式遵死在了战场上，投共的如刘文辉死在文革中，他死在1962年，已经非常幸运了。那个起于1890年的养育了他和几代巴蜀精英的巴蜀黄金年代，只能是梦华一录了。“妖乱豫幺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未来的巴蜀人，也许会站在破碎的山河上，再次发现大河三部曲，但当他们再解读它的时候，也许就不是孟元老追忆过去的《东京梦华录》，而是显克微支构建未来的《火与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