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的自说自话: 评Lila Abu-Lughod 《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作为跟萨义德齐名的巴勒斯坦学者，Lila Abu-Lughod展现出了令人尊敬的职业素养。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国际知名的巴勒斯坦人，而且处在一个非常有利于政治化自己的身份和知识的位置上，就让政治活动占据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仍然充满热忱的投入学术研究，因此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她是文化相对主义的旗手之一，在著名的writing against culture一文中，她认为“culture”这个词本身暗含的概括性并不利于我们了解内部差异性非常大的各种社区。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埃及的贝都因社区，尤其是贝都因女性。中东地区是21世纪的巴尔干。从抵抗苏联的圣战开始，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巴以，两伊，海湾，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到伊斯兰国的崛起和阿拉伯之春的展开，中东一直是国际体系冲突的核心。借用一位美国外交官的话：“真羡慕你们研究中东的学者，你们永远也不会失业。”

当然这只是一个黑色幽默，不断的冲突与流血造成的伤痕深刻的印在他们身上，即便像萨义德和Abu-Lughod这样出身相对优越的人也不能幸免。毋宁说，正是由于他们与冲突如此接近，却又有相对安全的小环境来隔离这些冲突，才让他们有他人不具备的条件来研究这些冲突。这种Abu-Lughod称为的halfie — — 出身在非西方，却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文化混合现象 — — 从新鲜的视角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作者在向有阅读习惯的公众解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作者试图回答一个大众看上去非常关心的问题：“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在像作者这样熟练的学者手中，这个问题当然需要被分成几部分仔细分析：“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作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作者否认了有“穆斯林女性”这样一个其实只存在于人们脑中的定义。印尼的家庭主妇与埃及的贝都因少女有任何相似的地方让他们可以被定义为“穆斯林女性”吗？自然，穆斯林女性经常戴的头巾就成了最明显的，看上去可以把所有穆斯林地区的女性都统一起来的标签。然而“穆斯林女性的头巾”这个话题恰好是作者的主场，她精准的指出了，许多选择戴上头巾的穆斯林女性，非但不是西方人眼中的伊斯兰社会或者阿拉伯男性的“受害者”，反而是她们保护自己和争取权益的方式。另外，不同地区的头巾所包含的意义非常不同。如果把戴上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看成是伊斯兰教的受害者，把头巾看成是迫害女性的标签，作者认为这实际上和在这些地区的女性对头巾和宗教的看法有天壤之别。作者通过她丰富的田野调查指出，实际上伊斯兰教是许多女性最后的避难所和心灵的港湾，如果这些被粗暴的解构了，实际上会起到非常恶劣的后果。其次，作者指出许多受男性迫害的女性反而会熟练的使用伊斯兰教的教义来对抗男性。作者认为她们当中的很多不“需要”被拯救，尤其不需要从伊斯兰中被拯救出来。

既然如此，为什么西方会对“拯救”穆斯林女性如此着迷呢？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多方合作的结果。媒体对穆斯林女性的刻画善于抓住人的眼球，将穆斯林女性塑造成柔弱，受虐待的形象，而这种刻画，最终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使命感。作者令人惊讶的没有把这种使命感的来源归结到“基督教”身上，而是归结到冷战后期开始的西方的道德制高点与重塑世界秩序的需求的结合。简单来说，西方需要制定道德标准，为全世界做出表率，同样，后冷战的世界秩序也需要一套道德标准。女性权益，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权益，就作为“他者”被创造出来，通过含有性意味的把穆斯林女性受害者化，为西方以解放穆斯林妇女的名义大胆干涉中东正名。西方的许多NGO通过制造一个在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没有完全对应物的“权利”或者“女权”，吸收了大量的资金和人脉，把“拯救女性”做成了一个产业，却完全没有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反而越来越像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机构。给当地的独裁者或者强人的排外需求提供了借口。

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作者对西方的批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不仅如此，在分析西方介入的过程中，作者还提供了相当大的信息量。因此本书不仅思路和逻辑非常清晰，提供的材料和故事也非常动人。同时，作者也说自己并没有要抹杀西方介入，尤其是许多NGO带来的正面因素，然而她希望的是西方决策者们可以对这些地方有更深刻的了解，更复杂的分析，和更小程度的介入，才能够达到更理想的效果。只可惜这更像是容易说却难做的建议。政治手段永远是受到严重的资源限制的。美国和西方其实都没有办法在时间，金钱，人手，和公众注意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精密的操作政治的仪器。另外，有许多在中东的势力，比如作者在书中批评的，把穆斯林女性的生活受害者化的那些回忆录的作者们，不仅不希望美国和西方对这块地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反而希望用简单的符号调动起公众的情感，以此达到各种目的。西方介入中东的过程是双向的，而这种双向的政治操作和通过政治手段对文化符号的开发，让成本非常高的严谨的学术研究失去了争取公众注意力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