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從君憲主義者到“五老七賢”
打破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綫性史觀或現代化敘事是一件說起來很容易，但做起來卻不那麽容易的事情。比如今天可能很少有人再認爲遠東的歷史是由“中華民族的復興”/“共產主義的革命”或者“對現代化的追求”而驅動的，但一説到1860–1911這幾十年的歷史，還是有不少甚至是學術界的人士會以“清帝國的最後掙扎”這種有色眼鏡來看待這段歷史和其中的歷史人物。但至少從當時人的角度來看，這一段時間并不是“搖搖欲墜的清帝國”在進行各種絕望的嘗試，而是以各省和帝國各機構的各種政治變革的可能性爆發和衝撞的片段。而清帝國的滅亡並不被大多數人認爲是變革得以推進的必要條件。以巴蜀為例，巴蜀人不僅是維新和君憲的主力，不僅為革命黨貢獻了超過總數一半的刺客和活動家，還發起了保路運動，為諸夏各邦打出了辛亥獨立戰爭的第一槍。而上述這三種綫性史觀對以巴蜀為本位的歷史敘事尤其不利，因爲在這種史觀下，巴蜀作爲這一時期各種政治變革的主要參與者的地位被大大的削弱了，它們忽略了巴蜀在遠東近代史上不成比例的貢獻，會丟掉了大量的信息量。比如“中華民族的覺醒”無視巴蜀各種政治組織背後樸素的民族情感，“階級鬥爭的規律”無法解釋巴蜀各階級在保路運動中的團結，“對現代化的追求”的解釋力則更加貧乏，把本來簡單的事情解釋得非常複雜。比如，有一位被稱爲四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現代化的急先鋒，居然在民國初年要求袁世凱大政奉還，復辟清室，這不是很奇怪嗎？更奇怪的是，這種“前半生進步，後半生退步”的“怪人”在現代化敘事裏層出不窮。同樣奇怪的解釋還有很多，這裏只舉出最著名的兩個：汪精衛前半生革命，后半生漢奸，是“一身分做兩回人”；無產階級專政破壞了社會，在外部資源的輸入下勉强苟活，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共產主義版）或“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斷流過的文明”（中華帝國主義版）。這三種綫性史觀嚴重損壞了人們的歷史理解力，扭曲了他們的認知結構，讓他們難以抵抗中華帝國主義的敘事。因此，以諸夏各邦為本位重構這段歷史不僅可以恢復歷史理解力，也可以打破中華帝國主義的敘事框架。而本文將以那位四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 — 宋育仁，和他的家鄉巴蜀為例，試圖展示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巴蜀和遠東曾經擁有過的歷史可能性。
晚清蜀學其實是湘學的延申。如果說張之洞以新中華帝國的利益為出發點搭好了尊經書院這個框架（詳見拙作《從中國敘事的廢墟中重塑歷史：以李宗吾為例》），那麽王闓運則輸入了頗具湖湘特色的經世之學。宋育仁是王闓運的得意弟子，曾和楊銳一道被王稱爲“宋玉，揚雄再生”，畢生不出今文經學和經世之學劃定的大範圍。經世之學不是廟堂之學，現實政治的指向性非常明顯。今天的讀者如果不熟悉，不妨把古文經學，今文經學和經世之學替換成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政治轉型方案，大概就能理解個7–8分。簡單粗暴的說，古文經學認爲孔子“著而不述，信而好古”，馬克思也只是衆多社會主義者中的一個。今文經學認爲孔子“微言大義，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永遠的改變了歷史走向。古文重視考據詞章，需要跨越幾代人的教育投資，寒門往往無法成爲古文大家，只有劉師培和章太炎這樣的家世才有可能。今文從義理出發，少有古文的門檻，因此更容易吸引天資聰穎的寒士，清末今文大家多出於寒門或非儒學世家。而湖湘的經世之學原則上不涉及今文與古文的爭論，只是爲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形成的湖湘共同體提供合法性依據，但因爲蠻族的出身和儒家尚淺，天然覺得讓人發揮空間更大的今文經學更貼合他們的需求。巴蜀在這一點上恰好也與湖湘類似：儒化淺，尚釋道，因此儒學家們也更親近今學。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又發現經世之學符合當時的潮流和帝國的需求，因此非常歡迎。今學和經世之學在蜀中大昌，王闓運雖然功不可沒，但巴蜀本身的社會背景易於接受今學和經世之學，恐怕更為重要。
巴蜀在尊經書院中產生的這批儒學家大多對儒學的信奉比較真誠，甚至有時很刻板，恰好符合“禮失求諸野”。正是因爲他們繼承的帝國儒學傳統尚淺，還沒有學會一面仁義道德，一面男盜女娼，所以篤信儒學原理。宋育仁也是如此，他的父親（理問）和堂伯父（訓導）都沒有太多儒學傳統，但他卻展現出了過人的天資，為尊經書院中的佼佼者。他對儒學的貫徹也達到了機械刻板的地步：
“宋育仁就讀書院期間曾遭賊，財物被洗劫，生活陷於困頓。王闓運將此事告訴總兵唐友耕，唐非常慷慨地贈其錢財衣物，但都被宋育仁原封不動地退給了王闓運，還留書表達了對唐德不滿，認爲這有辱斯文。王闓運回信一封，一方面贊揚學生的耿介之舉，但另一方面也加以勸導，指出總兵的‘重士之道’還是真誠的，不應有此‘大謬于情，而亦不安于義’的言行，希望能將紙上學問與知人論世結合起來，不可一味書生意氣。”（《成都尊經書院史》）
二十九歲中進士以後，他依靠文采和天賦獲得了京城名流的肯定。他像所有得到清帝國賞識的巴蜀人一樣，對清帝國有封建性忠誠，迫切的想要證明自己和為帝國盡忠。他似乎不明白甲午戰爭他的“奇策”只是一齣鬧劇，但清帝國畢竟體諒他的忠心，沒有過於處罰他。《實務論》以後，他君憲主義者的底色定型。甲午年出使歐洲，讓他在西方發現了三代之治。如果是郭嵩燾的時代，這還算是新穎甚至有些叛國的言論，在1890年以後，這就是南方士大夫私底下的通論。他真正有突破的地方是他提出的“復古即維新”。1890年前後的清帝國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狀態，洋務運動能救急，卻不能拯救禮義和人心的渙散。如果洋務可以解決一切，還要這帝國和儒學做什麽？然而自詡正統的帝國儒學家和清流們解決不了現實問題，曾紀澤說清流們攻擊洋務的理由不過是因爲自己拿不到油水，而張之洞作爲清流名臣一轉而為洋務濁流，頗具象徵意義。宋育仁的“復古即維新”其實就是想解決這種困境。從表面上來看，“復古即維新”好像是陳詞濫調。誰能說三代之治不好呢？誰敢説我們不應該努力回到三代之治呢？誰又會不願意說西方的制度器械之所以這麽好，是因爲他們領悟了中國傳統學問的博大精深呢？然而宋育仁真正的突破，而在如何回到三代之治。他提出的方案，其實就是以先秦儒學為精神，用再封建化的方式回到三代之治。
他首先說王莽和王安石的變法都是借經術以文奸，并不尊重先秦儒家的封建精神：“《周官》自治王畿千里，而王莽以六鄉、六隧盡四海之域；《周官》鄉隧什一而徹，其采乃九一而有公田，莽則盡天下興王田矣。安石本學申韓，特緣飾以經術。”對他來說，真正的“經制之意”應該是封建的，而歐洲做到了。他用《周官》和先秦儒家的語言去强行套用西方的政治體制和地方自治，雖然錯誤不少，但確實難能可貴。就當時可以供他們使用的思想資源來説，這已經是他可以做到的極限了。唯一的一點在於，封建也是有層次的。西歐封建的複雜度遠超先秦諸子的想象，宋育仁强行將二者進行比較，只能反映出東亞社會太過於扁平。從宋育仁自身的經驗看來，除了帝國以外就只有受過儒家教育的士大夫可以承擔起再封建化的角色了，因此他給了書院，學校和儒家士大夫過於龐大的權力和責任。因爲他實在想象不出，除了學校以外還有什麽可以成爲地方社會的凝結核，所以他强行解釋普魯士的軍國民主義，把普魯士的學校都看成是像儒家書院一般的存在。儒家書院確實可以產生出新式軍官，但他們不可能指望能有普魯士軍官的戰鬥力。再封建化與清帝國的富强只有可能是矛盾的存在。因爲清帝國不是大英帝國或者德意志帝國，各地的自組織能力相差太大，而且各地相互之間，與大清皇帝之間，不僅沒有英國臣民對英國皇室那種有機聯係，很多時候甚至互爲敵對，所以再封建化一定會使湘淮粵這樣的強藩臺頭，危及帝國的存在。然而帝國要富强，只能由南方各邦獻出膏腴，破壞當地封建結構。宋育仁直到死都不能理解這一點，不知對他自己而言是好事還是壞事。然而當時朝野不要說可以跟他辯論，即使是能理解他所說的話的人都風毛菱角。大多數人只是驚嘆他居然知道這麽多洋人的事情，稱他為“新學巨子”，少數看懂的人如翁同和和沈曾植也許對西學不如他懂得透徹，卻完全明白他提出的方案沒有任何實行的可能。翁說“恐言而不能行爾”，沈更是直呼他為“乾坤一腐儒”，但這似乎沒有冒犯到他，他順勢自稱“腐史”。
甲午以後，李鴻章和淮軍集團倒臺，留下了大量的空缺。蜀人中的佼佼者因此想藉機填補權力真空。如果說廖平沒有康有爲那般政治野心，甘願一生為學問的話，尊經書院的其他維新黨人成立“蜀學會”，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組織了。北京的蜀學會設在秦良玉當年的四川行營，可以說頗具象徵意義。巴蜀人强調的君主立憲，倒是真正在尊重大清皇帝的權利的前提下，保護巴蜀的自治權。清帝國在揚子江以南的各地統治形式千差萬別，獨厚巴蜀，再加上當年清帝國入蜀消滅張獻忠，因此巴蜀人願意把大清皇帝看成他們的保護者，猶如克羅地亞人看待哈布斯堡皇帝。駱成驤的“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正是把大清皇帝看成保護者。而巴蜀人支持維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保護清德宗的憲法權力，阻止西太后僭越。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把戊戌變法解釋成康黨和清帝國保守派的鬥爭本身就是在簡化歷史。巴蜀人參與戊戌變法的理由跟康黨頗為不同，不僅如此，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本人就非常討厭康有爲，認爲他言論激進，不夠踏實。然而巴蜀（和其他南方）士大夫與年輕氣盛的皇帝的聯合，被廣汎的認爲是危及了滿蒙親貴的地位，不僅如此，維新黨人上臺意味著大批人事和政策的改動，這觸動了清帝國内部的中華帝國主義者最敏感的神經。上一個能勉强做到這種事情的李鴻章，靠的還是淮軍的餘威和李鴻章本人高超的外交技術。而各地的維新黨人沒有這樣的政治資本，因此在滿洲正統派和中華主義者的聯合之下挫敗了南方維新黨人的政變。在這場風暴之中，宋育仁因爲正好在重慶辦實業而僅僅受到波及，但他的同鄉劉光第和尊經書院同學兼好友楊銳則血祭變法。經此一變，巴蜀維新派遭受重創，其中有不少人開始轉而同情革命黨人。作爲維新黨人基地的尊經書院也因此遭到重創，廖平焚書，宋育仁的《蜀學報》停刊，他本人則心灰意冷，試圖淡出政治。
不問政事意味他不用再將就改革方案可不可行，換句話説，他不用再考慮應該怎樣讓吏治國家和大一統和平死亡，可以更加直接和大膽，直接攻擊秦政，贊美封建：
“秦開阡陌，建郡縣；聼民佔田，自相買賣；嚴囹圄，重治獄之吏，為古今轉關一大變。開阡陌，夷溝洫，廢井田，無人過問矣；易封建為郡縣，俗學猶稱之；嚴囹圄，繁刑獄，流毒至今，相習而不覺。其上行一切專制之令，新學家起而非之；其下聼民一切自由，貽害于後世尤烈，乃無人知者。新學者流，不揣本而齊末，益煽自由之說，為祖龍附翼而揚其波，將不至洪水滔天而不止。”
“德之聯邦，各一邦君也，則純乎封建之治矣…異乎封建、郡縣之治者，在深觀其規制離合得失之故，不問其立君與不立君，尤不關於世及與不世及也。法為民主，而其實君政也；英為君主，而其實民政也…如其政治合乎封建，雖合衆之囯猶封建也；如其政治不合乎封建，雖建國親藩，仍無異于郡縣之世。漢之分王子弟，唐之重建方鎮，明之諸藩就封，豈得比于封建乎？”
“中國方域大，去朝廷遠也。欲鄉之與朝廷近，非就民族以建分治不能也…非專制政體之下，不能有民政自治。乃郡縣時代之制，勢不能有民族自治也。今動歸咎於專制政體者非也，秦為郡縣之制，貽害至於今也。”
當時有幾人能有如此深刻的洞見！然而宋育仁此刻又暴露了他的第二個問題，除了無法理解東亞社會的扁平化無法跟西歐封建相比以外，他又忽略了中華帝國主義的腐蝕性，因此導致了他在人生的第二場政治風暴 — — 保路運動 — — 中又慘遭失敗。保路運動前夕的清帝國已經中國化得非常嚴重了。要在東亞重建封建結構，就必須要麽有天然的合法君主作爲傳統和自發秩序可以依托的符號，要麽有相對完善的民族建構來整合利益相似的各分散共同體的組織資源。中國化后的大清皇室無法在巴蜀承擔第一項條件，宋育仁卻執著的要堅持光緒年間的巴蜀士人的封建性忠誠。保路運動儘管有諸多問題，但確實起到了建構“四川民族”的作用，宋育仁又因爲久離故鄉，完全不瞭解川漢鐵路對巴蜀共同體的塑造作用。因此，他因爲被盛宣懷要求作爲在京的蜀人代表支持鐵路國有化，而得罪了所有巴蜀人。他的家鄉富順開除了他的籍貫，他甚至不得不請求王人文保護另一位蜀籍京官甘大璋在遂寧的祖墳。
民族發明如同戀愛，是不能講究理性的。宋育仁跟所有保路同志會的領袖出身相似，甚至還是胡駿的老師，在尊經書院期間也培養了許多人才，但這些在民族發明的風暴中都不重要，就像美國人不會問本内迪克特阿諾德殺了多少英國人一樣。民族發明如同戀愛，在最熱烈的時間點過了以後，也是會慢慢恢復平靜的。宋育任在1914年勸説袁世凱大政奉還，恢復清帝，結果被袁遣送回原籍，算是為巴蜀對清帝國的封建性忠誠划上了一個句號。至此，他作爲清帝國的君主立憲主義者，作爲清帝國在巴蜀最後的忠臣，已經走到了盡頭。他回到巴蜀，巴蜀父老不計前嫌，仍將他尊為“五老七賢”之一，是肯定了他作爲地方共同體凝結核的地位。照他自己的内心來看，他是一個失敗者。這是所有宣稱擁有古老文明的帝國，在解體和眾小民族的發明過程中的共有現象。奧斯曼主義的失敗者回到他們的出身地，很有可能變成一方土豪。宋育任提倡保護“國學”和“孔教”，實際上是試圖保護那些像當年的他一樣依靠儒學的小共同體和無產階級；編纂四川通志和富順縣志，保留了民族復興的魂器；參與四川地方自治籌備委員會，為巴蜀的自治做出了最後的努力，可以說是在生命的最後，在他的家鄉，試圖實踐他對封建社會和封建精神的追求。他在四川地方自治籌備委員會上的一番話在今天看來，仍然非常有價值，我抄錄在這裏，作爲本篇的結尾：
“惟是四民失業，不保身家，既不能自衛，當然不能自保；既不能自保，又從何而自治？曷亦思所由來乎：富者田連阡陌，豪室積貲千萬，而貧者無卓錐之地，此兵之所以日增，而匪之所以日熾也…奉勸富翁豪家，幸勿苟且偷安，巧取豪奪，坐召后禍之來。吾人愚見，先提倡自衛團，望各境群起響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