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在後現代的虛無裏：當代巴蜀年輕人的困境與迷失

後現代是一副碎片化的光景：前現代的神意秩序一去不復返，現代的進步和盲目樂觀已被視為是極其幼稚和危險的東西，後現代的人們滿足於沒有宏大敘事的世界，陶醉在解構各種成型概念的快感裏。他們的時間被分割成無數小塊，每分每秒都被開發殆盡，人們不用忍受無聊的折磨，也就無法享受閒暇的奢侈。他們的空間也被分成無數碎片，家庭，學校，辦公室，夜店等地方像是不同的宇宙。碎片化的時間和碎片化的空間狼狽為奸，將所有人赤身裸體的綁在一個大柱子上，用鐵鍊栓了起來。其中任何一個人動一下，都會引起其他人的痛苦。如果這些時間和空間產生交集，對大多數人來說只是徒增負擔和壓力。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在健身房碰到同事或者上司，將會讓多少人尷尬？我們失去了理解和與他人交流的能力，“他人即地獄”已經來到人間。千禧年以後興起的新部落主義和新民族主義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兩種無奈嘗試。前者試圖以文化，愛好，新宗教等標籤來重組部落一樣的共同體，目前看來仍然不超出亞文化團體的範圍，後者試圖重新喚起在全球化時代已經式微的民族主義，卻依舊無法抗拒官僚機構和福利國家的誘惑，這兩者就算不是後現代的主因，至少也是主要幫兇。如果後後現代（post-postmodernism）可以作爲一個概念真實存在的話，從思想譜系上來說指的就應該是這種東西。

當然，上述只是籠統言之，不同地區對後現代的體驗也是不一樣的。如果說後現代對歐美（也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後現代）意味著搖滾樂，芝加哥的建築，文化多元，環保和性別認同的解放的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非法統治下的東亞大陸，則意味著中華帝國主義的復活。中國人大多不能理解歐美意義上的後現代，他們在私底下會覺得這些東西是西方即將沒落的標誌，覺得西方敗家子們居然把現代性（井然有序的科學管理，高效率的工業鏈，發達的交通網，完善的基礎建設等等）這個他們夢寐以求的東西棄之不顧。中國人有理由認為他們千辛萬苦討要而來的現代化（1972年以前自蘇聯，1972年以後自美國）不應該被這種東西破壞了。

21世紀初，在民間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工業黨”（即認為現代工業是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的核心）正是這種討口子心態的反應。然而中國境內的後現代卻在以工業黨最痛心的方式不可逆的進行：蘇聯體制的崩潰留下了大量灰暗的筒子樓，廢棄工廠和失業的國有企業工人子弟，“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美國現代化體系輸入的不穩定和中國代工產業的脆弱則產生了隨處可見的爛尾樓和建築垃圾，廉價而劣質的霓虹燈和百貨大樓，血汗工廠，討要薪資的農民工和在一線城市裏斷子絕孫的人肉電池。

而巴蜀處在一個很奇怪的位置，由中國帶來的蘇聯式和美國式的現代化都不徹底。蘇聯式的現代化不如滿洲和華北，美國式的現代化又不如吳越和南粵。因此，在中國特色的後現代時期，我們就很容易在巴蜀的大多數地方看到這樣一副景象：長滿爬山虎的蘇聯式筒子樓，山坡上到處遍佈的國有企業/工廠子弟吸完毒以後隨意丟棄的針管，廉價的霓虹燈，住在用木頭和棚子搭起來的簡易房子裡的棒棒，有著火鍋店，理髮店/妓院和網吧的骯髒彎曲的小巷。下崗的國企員工和子弟，外地甚至外國（巴蜀以外）來的商人，好不容易通過做題而出人頭地的改革開放派官僚和巴蜀本地的你也說不清楚是民營企業家還是黑社會的各種勢力混雜在一起，呈現了一幅巴蜀特色的碎片化圖像。這個蘇聯式，美國式，中國式和巴蜀式混雜的碎片化社會，就是巴蜀的後現代社會。在這個後現代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約等於簡體中文稱作的“80后”，就是本篇文章的主角。

巴蜀後現代最大的危險是身份認同的錯亂。保路運動時期形成的“四川人”在奴隸貿易時期還有一點點殘留，比如有個歇後語“外省婆娘辦四川身份證 — — 裝蜀女”，也許可以説明在身份證制度剛剛進入的時候，還有巴蜀人有明確的“本省外省”區分。但是沒有政治機構支持的“四川人”根本站不住脚，而在奴隸貿易的大趨勢下，大量巴蜀勞工和性工作者輸出到沿海地區，人們對“四川”的刻板印象逐漸從“安逸，舒適，好鬥”變成了“窮，土，落後”。在這個時期成長起來的巴蜀年輕人，許多以自己的出身地和蹩脚的普通話為恥辱。某位北京知名人士的夫人就是重慶人，據説她剛嫁到北京的時候，就被公婆逼著每天早上用普通話讀報紙來訓練語言，那麽出身在成渝之外的人，在巴蜀以外會因爲他們的出身和語言面臨怎樣的鄙視和嘲笑？我只能想象。四川囯時期（1911–1935）的巴蜀人可以慢條斯理的看著沿海地區在現代化的壓力下掙扎，今天已經淪陷的巴蜀人發現自己到了沿海，在後現代的壓力下艱難的尋找出路。

而“四川省”在東亞大陸還算是相對而言身份認同比較強的地方，畢竟還有殘存的語言，歷史和文化基礎。而巴蜀利亞的另一塊領土 — — 漢中，則陷入了更大的身份危機。漢中人是陝西人嗎？西安人好像不這麽認爲。是四川人嗎？可是戶口本上不這麽寫。是中國人嗎？這可是中國迫不及待想消滅的貧困内地。是漢中人嗎？漢中人是什麽人？心靈稍微有些敏感的漢中人就可以迅速發現，他們誰都不是，只好在冰冷的深淵發出一點點微弱的聲音，直到龐明濤的出現。龐明濤有一個更爲人熟知的名字，叫約瑟翰龐麥郎。

他本人已經非常有名，成名的故事無需贅述，也有不少雜志和記者采訪過他。然而他仍然只是被當成一種奇珍異獸，所有消化關於他的新聞的人都不大注意他除了《我的滑板鞋》以外的歌曲和歌詞的人，當然關注他的出身帶給他影響的人那就更少了。然而我們卻仍然可以從許多片段中看出“漢中人”的出身帶給他的無限焦慮。

“龐：比如說你拿一個陝西來説吧…比如說你把你出生地，你寫個陝西漢中，你想那個（都沒有個）英文名，在國際上都沒人知道你是陝西漢中的你知道嗎…拿出來外國人笑話你知道嗎

記者：你爲什麽一定要認定你是台灣人？

龐：那必須呀…我說台灣出生就是台灣出生的

記者：那你父母爲什麽生活在漢中的寧强縣的一個農村呢

龐：哪個是我父母？

記者：《法制晚報》去采訪了你父母。

龐：他是我父母？誰說他是我父母。

記者：啊你連這都不承認。

龐：他不是我父母。”（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A0PKcq_qEI）

記者和獵奇的觀衆很明顯想要把龐麥郎塑造成一個爲了成名已經瘋狂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鄉巴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確實成功了。龐麥郎後來確實瘋了，大家也都只記住了他奇怪的歌詞和拙劣的演唱。消費奇怪新聞的淪陷區偽中產階級就這樣進入了自己的舒適區，沒有再仔細瞭解龐麥郎的興趣。比如他們不會去想，爲什麽同樣唱歌難聽的左小祖咒卻成了逼格和藝術的象徵？

龐麥郎的歌詞的内容其實是很豐富的：

“名气最盛时，庞麦郎像手捧黄金在闹市，却没有足够的经验、勇气和理性来应对这一切。

细读庞麦郎的歌词，很容易发现与他自身的经历紧密相连 — — 《滑板鞋》来自他到汉中买鞋的故事，《摩的大飚客》讲的是和工友飙车受伤去医院打吊针；《陌生的魔术师》是他在电视中看到的魔术表演……他本人却想从这些经历中剥离出来 — — 他名为约瑟翰·庞麦郎、来自台湾基隆、1990年生、家乡加什比克，他用英文命名所有人物、地点，以此变得更国际化和“上档次”。

一旦抛弃扎根的地方，他就会变成一叶浮萍，难以落脚。

事情急转直下。他以为媒体是来采访大明星，结果却是来戳穿他：指出他并非出生于1990年，也并非来自台湾；指出他为了逃避不合理合同而躲了起来，有着糟糕的脾气和生活习惯。

《东方直播室》的记者在昆明找到他后抛出这些问题，说：“大家认为你说谎了。”庞麦郎坐在一把沙发里，烦躁不安地不停转动手机，双方都有些气急。“说谎，说没说过谎呢？”庞麦郎起身，一边说话一边用力拿手机敲着沙发扶手，“何况我现在不是算（说谎），我是在规划我的事业。你们前人没有给后人打下这个基础，我们现在重新打基础，就这样子。”

越是如此，外界越是陷入以揭穿他为乐的怪圈中。

在躲起来的那段时间里，庞麦郎总是一个人，无论是在上海的小旅馆，还是在昆明挂了唱片公司招牌却空无一人的三室一厅。庞麦郎在那些地方只写了一首歌，是在异乡写给故乡的歌，叫作《我将停留在哪里》：

可否告诉我我憧憬的未来和现实有多远

可否告诉我我期待的未来是否已经转变

我不知道我的心停泊在哪个港湾

我不知道我的心是否还会回来

到了2020年，在《你说，我听着呢》短片里，音乐人吴克群随庞麦郎回到其家乡汉中。在那里，吴克群问他：你从一个城镇走出来的时候有让你辛苦吗？庞麦郎思考了一下，认真回答：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和大城市的人相提并论的话，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显得比较没有“档次”或者说什么，能和他们（都市人）融为一体其实我就OK了。”（《龐麥郎 孤獨及其所創造的》人物周刊）

《我將停留在哪裏》的歌詞特別適合單獨貼出來：

那里是我们的故乡

那里有我们的童年

你是否听见我在黑夜里哭泣

那是因为我很爱你

你是否看见我在黑夜里徘徊

那是因为我很想你

那些孩童的往事仿佛出现在眼前

那些开心的往事仿佛停留在心间

我多想回到故乡重温那时的美好

我多想回到故乡找到儿时的伙伴

你我手牵着手好喜欢

你我手牵着手仰望天空

你我手牵着手唱着同一首歌

你我手牵着手梦想伴随着童年走过

那是一个夜晚我离开了故乡

那是一个夜晚我在海角天涯

可否告诉我我憧憬的未来和现实有多远

可否告诉我我期待的未来是否已经转变

我不知道我的心停泊在哪个港湾

我不知道我的心是否还会回来

我们还会记得那一天

我们还会记得那一年

你我手牵着手好喜欢

你我手牵着手仰望天空

你我手牵着手唱着同一首歌

你我手牵着手梦想伴随着童年走过

他的經紀人白曉認爲他本性善良，而且覺得他“對音樂的態度遠遠的超過了那些在舞臺上販賣音樂夢想的驢子們。”（《我和龐麥郎在一起的1095天》）而他收穫的卻是驅蟲們放肆的嘲笑。從各種意義上來說，他都比嘲笑他的人更無辜，更純潔，逼格更高，更值得尊敬，“你們都是壞蛋（ 【时代当下】庞麦郎：你们都是坏蛋丨箭厂Arrowfactory Doc ），他說得并沒有錯。他出生在一個沒有祖國的世界裏，被遺忘在了漢中：

遗忘在这里

我从废墟中走来 我看到无家可归的难民 他们渐渐离我远去

我们还能否再回来 我遗忘了炽热的太阳 我遗忘了美丽的星星和月亮

我不知道我将要去何方 我不知道前方的路还有多遥远 也许未来没有约定 我们不再是一个人

是谁告诉我到你这里来 是谁让我聆听到你的声音 我要紧紧抓住你的手 我要紧紧和你拥抱在一起

如果說龐麥郎還有任何幸運的地方的話，那麽第一，其實是他不夠聰明，不懂得像郭敬明一樣去鑽營，所以反而留下了許多好的作品。郭敬明對自己的家鄉恨得更加徹底，雖然自貢曾經是巴蜀獨立時期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何东：但是四川人为什么叫“天府之国”呢？从饮食、生活，包括喝茶，都和很多城市完全不同，自己成一个东西，这个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影响？

郭敬明：其实还好，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觉得反倒上海对我有一些影响。

何东：为什么？

郭敬明：其实《小时代》这本书，如果我不在上海生活，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写。

何东：我记得有一个歌，这么多年我一直老会听到，但是我也不觉得它讨厌，邓丽君唱的《小城故事多》，当时也没有觉得很时髦，过了多少年也不觉得它过时了。你有没有注意到，除了上海、北京、广东、深圳，所谓的这几个大城市的年轻人，你注意这几大城市之外，你会不会关注这些中小城市的年轻孩子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会怎么过吗？

郭敬明：会，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的意见都在表达。比如说你上微博，你看大家的评论，你看大家的发言，其实并不是说只有上海、北京的人才玩微博，武汉的人也玩，南京的人也发，其实你还是会看到不同城市人们关注的热点、他们的话题，今天xxx发生了什么事儿，明天xxx的年轻人流行什么文化，或者谁又去谁那开了一场演唱会，其实你还是会关注到当下不同城市的年轻人的生活热点或者他们流行的文化，还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肯定没有我切身在上海感受的那么明显。

何东：我反而觉得北京、上海，如果定型了的生活，这种愤怒都很固定化，反而不如这种中小城市，因为我待过很多中小城市。

郭敬明：我懂你的意思，可能你觉得它的特色少了一些，其实城市一般发展到一个高度，它就越来越像。

何东：我从小看到现在，我居然没有见到一篇国产小说能在意味上超过沈从文的《边城》，但是再一看他的介绍，这个人十四岁投身行武，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我看了这么多以前的小说，这个《边城》太厉害了，永远忘不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现在从全中国涌向几个有限的城市，全世界也这样，纽约什么的，你感觉为什么呢？

郭敬明：可能也是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吧，主流价值观还是想过更好的生活，想去大城市，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要更国际化的一个视野。以前可能网络还不太发达的时候，其实你还不容易了解到美国是什么样子、法国是什么样子、日本是什么样子，可能大家也就是了解当地的生活。但是随着年轻人的资讯越来越发达，可能今天只是一个四线县城的人，但是通过网络可以随时了解到上海在发生什么、香港在发生什么、好莱坞的电影怎么样了，你随时会了解到这么多新的资讯。所以说，你内心会有一种不安分，特别是年轻人，所以我说年轻人爱幻想，爱对未来有憧憬，他们愿意去冲，愿意去闯，愿意去大城市，去他认为更能够施展拳脚或者他认为更大的世界，而不是说局限在自己习惯了的、从小长大的小城市里面，因为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会产生好奇，年轻人都有好奇，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其实这也和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关系，大学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很多年轻人要考大学，就一定要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念书，但是你一旦去大城市念书三四年之后，你习惯了那个城市的生活，也许你就会想说，“那我就留在这里，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我不愿意回家里。”所以，其实每一年有很多的考生纷纷涌向大城市，你让他在这里活了四年以后心安理得地回到他曾经的那个地方，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也不是每个人都欣然接受这个事情的。所以，其实也是和中国的环境有关系，大家都往一线城市涌。

他跑到上海去，試圖做一個高級中國人，卻反而使得他的出身愈發顯眼，他越是想要抹去家鄉的痕跡，卻越讓他抹不去。他從來就寫不出任何值得閲讀的東西，但他機智的發現如何利用青春期男女的青澀和沿海高級中國人的虛僞，這是他的看家本領。我以前看過一個評論，大意是其實他如果願意把自己怎樣從四川一個小地方出來的人混到上海的經歷寫成書，反而很有價值，然而他不可能這麽做。他只有指望中國把所有城市都變得一樣，這樣他引以爲恥的出身才不顯眼，除此以外，他還有什麽辦法呢：

你们就当我是中国的脑残粉好了。我就是曾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哭了的人，我就是每次看奥运听见国歌就眼红哽咽的人，我就是曾半夜看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时，中国人保护火炬的图片，看得嚎啕大哭的人。你们不用怀疑，这种人是存在的。我的祖国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毫无保留地爱它，为它自豪。

第二，龐麥郎雖然遭到了網路暴力和冷嘲熱諷，但他畢竟幸運的躲過了中國政府的壓迫。同爲漢中的張扣扣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張扣扣是南鄭人，南鄭曾在獨立期間短暫的回歸巴蜀，成爲劉存厚的領地。爲了替母親復仇，張手刃了仇人的全家，這樣快意恩仇的劇情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的年輕人中間，可以說非常難得。正是這樣的人和這樣的樸素情感才可以拯救漢中和巴蜀，因爲私刑是個人對不公平的世界所能做出的最後抵抗。中國人聽到這個新聞，自然開始了他們擅長的表演，一邊假裝同情張的遭遇，一邊大聲呼喊說“現代法制”不能容忍私刑和個人的正義。然而只有有意願執行私刑的人，才有可能有意願為公共事業付出。只有願意為母親報仇的人，才有可能為同胞犧牲。

在衆多關於龐麥郎的文章中，有一篇讓他特別氣憤，叫做《驚惶龐麥郎》。龐認爲這篇文章侮辱了他，其實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這篇文章更像是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龐明濤，看完以後很難對龐本人有更多的惡意，只是觸動了龐敏感的神經和脆弱的自尊心。作者其實更多的只是想反映龐在這個時代的無奈：

一次他掉了20块钱，去朝阳区一家派出所报警，闹到半夜，坚决不走，要求民警必须把钱找回来。民警只好给他手机联系人挨个打电话，找人把他劝回去。这次经历对他打击很大。“太坏了，都是坏人，所有人都在骗我，想利用我名气搞钱。”他回忆道。（《驚惶龐麥郎》）

之所以提到這篇文章，是因爲它的作者鯨書，也是一個巴蜀小鎮出來的人：

《惊惶庞麦郎》从《人物》杂志的微博上发出之后，成了她的第一篇「爆款」。文字中的冷静和锋利，刀片般刺痛了很多人。

批评她的人称她以高高在上的记者身份，将庞麦郎写成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神经病，并纷纷为她贴上「冷漠」「刻薄」的标签。

面对批评质疑，乃至恶毒的人身攻击，鲸书起初确实有怼回去的冲动。在她看来，他们其实是不知道生活本身究竟多真实残酷，而从小镇破土而出的她，曾是这些残酷的亲历者。

但碍于公司要求，她没有这么做。「我宁愿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我跟他打一架。我非常不喜欢这种阴阳怪气的沟通方式。当你成为一个城市里的文明人的时候，大家都开始阴阳怪气地骂人。」

「这让我很怀念从前随便打一架的时候。我已经好多年没打过架了。」四川小镇里蓬勃的、原生态的江湖气，那些快意恩仇的处事方法，和北京那些被文明雕刻后昏闷的社交文化，激烈地碰撞起来。

2015年末初，鲸书离开了人物杂志，加入了真格基金。她的生活正如所有的年轻白领一样，有了固定的日程。开会、出差、见人、谈项目……十年前在小镇上玩枪打架的「老大」，慢慢成了「城市精英」。

有一次，鲸书跟同事去洛杉矶，他们在山上一家特别有名的寿司店吃饭。那个餐厅坐落在半山腰，视野极好，俯瞰整个洛杉矶城，灯火璀璨。大家吃完饭在露台上抽烟，周围同事都在讲英文，她也和跟朋友聊天。「我就突然想，哇，我一个十四岁天天打架的人，是怎么闯进这个文明人的世界的？」

「特别恍惚。」她这样形容那种时空错位感。

渐渐地，「文明人」鲸书学会了如何体面地看待外界对她的批评和谩骂。「他骂的是他揣度出来的你，他二次解读的部分，也是基于自己或他人的误解。所以，大部分人的误解都是误解的总和。你自己尚无法完全了解你自己，又怎么能要求别人呢？」

现在，能让鲸书感到被冒犯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当初骂她骂得最凶的那几位媒体人，她也可以坦然地与他们聊天吃饭。

之前，她去见一个朋友的朋友，她打招呼说，X老师你好，久仰久仰。对方跟她说：你好，但我不关心你好不好。「我开始觉得很神奇，但意识到他不是在故意针对，也没觉得不高兴。」

她已经不打架了。（鯨書《離開四川后，我已經好多年沒打架了》）

据她所說：

鲸书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小镇，这是一片偏居西南，被辣烫的火锅油浇透了的紫红色土地。

她有典型四川姑娘的娇小身形，长着一张人畜无害的娃娃脸，眼神清亮，走路跳跃，顶着一头灰蓝色头发，像个小精灵。

然而，初中时，鲸书曾打断一个男生的三根肋骨。因为他想强奸她的好友。

惩罚仪式精心安排在课间人多热闹的时候，「我要让大家都看见。」

她叫了几个男生，把那人从教室里拎了出来。他直接跪在她面前，笑嘻嘻的，没皮没脸。鲸书并不需要自己动手。跟着她的几个男生冲上去把那人揍了一顿。之后，她捡了一块砖，递给那位差点被凌辱的好友。用砖头敲「过错方」的脑袋才算结束一场争端，这是校园江湖的规矩。

「乡镇那边都是这样，硬碰硬，野蛮生长。」她回忆道。

鲸书在小镇上读初中时，周围大多都是留守少年。十几岁出头无拘无束的年轻人，好斗，凶猛，刚发育的身体，像裹着厚厚一层荷尔蒙的果核。鲸书跟着他们在砖厂没人的空地上玩枪，被后座力震得手麻。他们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打架：穿了一样的衣服，认了同一个哥哥，追了同一个女生……学校隔几年都会死人。

后来，她在《我第一次死去的夏天》里这样写道：

我想起中学班里那群平日嘻哈打闹的男生，父母全在南方打工。他们夜不归宿，在同学家抽烟打牌看黄片，看对方自慰，甚至发生关系。他们窗外，没有台北眷村的阴云 — — 那至少有与宏大时代关联的哀戚诗意，而是一整面墙的猪饲料广告，我甚至数过，那只母猪有16 个奶头，每个奶头都大得要炸开。

那种环境里，一个长的好看，成绩又好的女孩会遭遇什么呢？

鲸书刚进学校时，每天都被高年级女生找麻烦。有一天，她找到其中一个女生，让对方到某个地方等她。「她去了。那是个很长的楼梯口，我一脚就把她踢了下去。她没来得及反应，摔得很惨。」

鲸书赢了。从被欺负到立威，她快速完成了校园权力的更迭。

初中三年，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校园武力纷争中。但是，她从没主动欺负过人，只为那些被混混骚扰的女生出头。

后来，鲸书成绩总是年纪前几名，老师偏袒她；她的期末试卷答案在全班传阅，同学也喜欢她；家里有个打架很厉害的哥哥，身边又围着追求者……她很快就意识到「初中女生打架根本不用自己出手」。那些追她的男生和想抄她考试答案的同学，自发地组成了她的「打手」队伍。「只要有人向我求助，我没得选，一定要帮。」

鲸书成了那里的「老大」。

因此，她那三年没挨打过，避开了多数小镇年轻人成长中的劫数。

「总之，我没有成为烂人真是个奇迹。」十年之后，鲸书在北京工体的一家餐厅里回想起那些偏僻而遥远的从前事，似乎仍让她心有余悸。（同上）

這個形象不會和一般人對巴蜀女性的刻板印象相差太遠。人們的印象裏，她們美麗，潑辣，幹練，大方，快意恩仇。鯨書的故事更像是女版古惑仔或者熱血高校的劇情，而不是大多數中國人經驗裏的高中生活。然而在後現代的“文明”生活中，她卻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了異化和不真實。跟龐麥郎和郭敬明不一樣，她反而把寄托放回到了自己的家鄉身上：

她渐渐地趟进辛辣刺痛的公共事件中：在微博上发了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马泮艳的众筹链接，关注「刺死辱母者」的于欢，并开始写一些探索女权主义的文字。

「我看李海鹏老师写众生皆苦，我信。但我也信神谕和光明。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四川的原因，四川人总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他们。」

上次，她回四川老家，去舅妈的茶馆玩。隔壁邻居来了个两三岁的小孩，在地上又吐又拉。她觉得很恶心，但舅妈和她妈妈一点脾气没有，带小孩去洗漱，给他买吃的，还陪他玩。小孩被宠爱着，也不为此感到羞耻。

鲸书在一旁看得特别感动。「像我舅妈跟我妈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我们那里基石一样的力量」。

那里的人们，说着爽辣又质朴的方言，毫不遮掩对食物的热爱。他们有在困顿的日常生活中「寻欢作乐」的生命力，以及直面灾难的韧性和淡然。（同上）

這種女性比更有名的李宇春更加真實。李宇春成名后已經變成了各方可以拿來利用的一個標簽。西方人一般把她看成對“中國”性別認同的一種挑戰。(Li Yuchun: meet the pop star taking gender neutral style to China/The Guardian）然而這當然不過是西方人又一次美麗的誤會。當需要你唱四面青山側耳聼的時候，該梳上辮子也還是要梳上辮子。所以在中國的大框架之下談論性別認同問題或者女性主義其實沒有任何意義。或者説，你只有把這個兩個標簽玩弄得特別好，特別符合黨和國家的需求的時候，才能夠有你談論的空間，李銀河就是玩弄這項技術的高手。而巴蜀女性肖美麗看上去就笨拙了許多。她居然真的試圖在“中國”的框架下為女性爭取權益，結果自然是既受到了中國政府的打壓和監禁，又受到了中國男性的辱駡和嘲笑。另一位巴蜀女性羅玉鳳雖然出身貧寒，卻通過健全的常識看出了一些端倪。通過誇張的手段吸引了注意力和賺取了金錢以後，頭也不回的跑到了美國：

多年以来在微博上走红热度不减的罗玉凤对纽约时报中文网说，名气并未给她带来太多收入，她也苦于在媒体报道中，一直被塑造为一个可笑的形象。

“我在中国时，是一个丑陋和反面的形象，”她说。

罗玉凤在采访中说，她在2010年从当时所居的城市上海赴美国纽约，是因为她不适合在中国呆着，且她要去美国追求她成为华尔街金融家的梦想。而她在抵达纽约后的四年中辗转于纽约多家美甲店打工谋生，直至去年底。她在采访中不愿透露自己现在的职业。

她的突然离开引发了中国网友的新一波讥讽，和对她如何解决了美国居留和工作签证问题的种种猜测。2010年11月10日，她在微博上表示美国签证通过。11月28日，她在微博上说，“我到美国了，我要去找奥巴马了。”那条要见美国总统的微博被转发了逾3600次，吸引了4000余条评论 — — 几乎都是对她的人身攻击和对奥巴马表示的同情。

近几年，罗玉凤则时常在微博上谈起做美甲师的甘苦。“我的所有顾客、大部分同事和老板都不知道我曾经的经历。在工作时，我会使用一个化名。所以那段时光我曾经是快乐的，”罗玉凤在采访中谈起她的美甲师经历时说道。

她終於在美國找到了一點尊嚴：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么，当时为什么决定去美国？

罗玉凤：我到美国，是因为在中国实在呆不下去了。我离开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而我最不擅长与人交往，所以我在那里呆不下去。而美国是一个商业帝国，它犹如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喜欢商业。

而且在中国，连辛苦的工作也找不到。在美国，只要愿意工作，就能找得到工，我很满足。我到美国，是因为我梦想有一天进入华尔街工作，成为一名金融家。我到美国来，是冲着自由女神像去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去美国和你当时在中国国内受到的舆论压力有关吗？

罗玉凤：这个没有关系。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中国人骂我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我适合中国吗？

纽约时报中文网：当时到美国后，为何选择做美甲行业而非其他行业？

罗玉凤：我需要留在纽约，这里有更多机会，而留在纽约只能在指甲店工作。而后来我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是因为工作间隙，我可以把手机拿出来，背诵我之前存在里面的英语单词。如果从事其他工作，比如餐馆服务生，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什么留在纽约只能在指甲店工作？能否再稍加解释？

罗玉凤：这么说吧，我在中国时从事过更多压力非常大、收入非常低，而且更受歧视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能在指甲店工作不错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国内做过什么你所说的“压力非常大、收入非常低，而且更受歧视的工作”？能否举个例子？

罗玉凤：比如家乐福收银员。

而最難能可貴的是，她完全順著自己為自己設定的計劃在一步一步前進：

纽约时报中文网：能否谈谈你对“美国梦”的理解？

罗玉凤：美国梦就是人人平等自由啊。现在我在我30岁的这一年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在指甲店混终究不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即使我一直努力学习英文，但工作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我觉得离开指甲店，好好学英文，找一所语言学校学习。再找一所大学拿一个学位，找一份我真正喜欢的工作。

纽约时报中文网：找到语言学校了吗？

罗玉凤：过一段时间再说。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的新浪微博现在是由公关公司运营，还是你亲自来发？

罗玉凤：新浪微博由我自己打理和发布。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纽约美甲业工作，与老板、同事、客人打交道的经历，对你对于美国及种族问题的看法有何影响？有没有改变去美国之前对这些的印象？

罗玉凤：我7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之后我父亲抛弃了我，而且拒绝支付抚养费和看望我。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跟随我母亲在我继父家生活，倍受歧视。我的生命力缺少亲情，我对父母也没有太多感情。所以我把所有的美国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和兄弟姐妹，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意见和偏见。

纽约时报中文网：会觉得自己到美国之前对那里的理解、对那里种族包容度的认识过于理想化吗？

罗玉凤：在我做美甲师的日子里，我在黑人区、白人区、西班牙人区、印度人区都做过。我没有看出任何一个种族跟其他种族有什么不同。我对美国的感情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黑人是善良的、美丽的；西班牙人是可爱的；印度人比较大方；白人常常会询问和关心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还好。美国一直都是我理想中的样子。（紐約美甲行業起底：鳳姐有話說）

而我們最近看到，鳳姐已經開始在美國的大學裏讀書了，讓我們祝福她。

羅玉鳳憑藉自己堅强的意志和健全的嘗試，在所有條件都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每一次都做出了最正確的選擇，完成了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堪稱巴蜀當代的辛德瑞拉。而有許多巴蜀人條件比她強得多，卻因爲一兩次重大決策的失誤，讓自己深陷泥潭。這裏提一下秦玥飛。秦是重慶人，他最爲人熟知的事情是他在耶魯大學畢業以後，不願意留在美國，反而選擇返回淪陷區，做了一個村官，因此有了“耶魯村官”的外號：

秦玥飞介绍自己总是两件事，2010年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2011年到湖南农村当大学生村官。有的人会想起来，以前新闻里是出过一个“耶鲁村官”，中国的榜样青年。他现在三十岁了。

五六年前，他们这拨中国同学在耶鲁毕业，好几个陆续都到北京来落脚工作，进了投行跟咨询公司。秦玥飞不想去过朝九晚五、庸庸碌碌的白领生活。他希望能作出改变人们生活的贡献。他本科修的政治学、经济学两个专业，他相信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里，总找得到属于他的一个位置。

最容易“找到组织”的做法，是去考公务员。秦玥飞不想去，怕去了就是做表格。

要么去找社会组织。比如在美国，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家庭事务、人权民权、生态环境，方方面面都有公益援助，社会组织占了整个国家约5%的 GDP、10%的就业人口。但在同期的中国，社会组织的规模几乎微不可见，约0.1%的 GDP、0.8%的就业人口。

秦玥飞一面自己跟哈佛的朋友发起叫“阳光书屋”的公益组织，在甘肃农村发展教育，一面又听说了另一种有组织性的做法：响应国家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去农村做村官。

这个岗位允许他自发规划工作，理论上可能直接作用于成百上千的农民，国家也保证会留出提拔人才的通道。秦玥飞觉得这份岗位完全符合他的理想，也有上升前景。很多人只看到农村条件苦，村官工资低，他觉得这些跟一个更远大的愿景相比都没什么。他报了名。

2011年7月，火车正往甘肃去，秦玥飞在车上收到通知，选派了他去湖南衡山贺家山村做村书记助理。他在武威站下了车，掉头又买张站票，回北京收拾行李。那里几个同学请他吃顿法国菜，作了别。

火车到了衡山县城。贺家乡的副书记陈希军等着秦玥飞，接了他的行李捆到摩托屁股上，又驮上他，就往村里开。山地上颠颠顿顿，走了一个多钟头，进了贺家山村。

村里一千多亩大，六百多口人。当中一座二层高的老红砖房，是贺家乡政府。他们上二楼楼角，推门进了个暗黄的杂物间，八九平米大，破窗漏瓦，一口老木柜，桌椅，木架床。床对过一堵墙，墙那头放了两口公用的尿桶。他今后三年住这。给他的月薪是一千四百五十元，没有编制，没有保险。

他以爲這樣可以解決他的焦慮，卻因此成了中國宣傳機器的犧牲品：

秦玥飞第二天起来洗了澡。乡政府的人都稀奇起来，怎么早上洗澡。“这是一个 fucking PR disaster（要命的公关灾难）。”他不了解农村，又听不懂衡山话。他不在早上洗澡了。后来又把英文印花的T恤里翻外地穿了，短靴也换成这里的解放鞋。

留守的老人孩子成天都看见他，走来串去，一脸笑，有礼貌。简家奶奶叫了秦玥飞，你是大学生，可不可以告诉我的孙子奥数题。秦玥飞一说就来。简奶奶感到一种光荣。她是群众。“这个人他是很好的，不像有些人呐，看你们家条件这么差，哼吃，教你的孙子。”她记得秦玥飞教完了又说，有事你就来找我。她想到就笑：“我去找他？他个性很好，很谦卑的。我，哈哈，我说你是个农村人，不晓得去找他子有用没用，所以也没找他。”她又拿了几个橘柑给秦玥飞。“我以为他不会吃的。他吃啦，他不嫌吃农村的。”她反复说这人好。

秦玥飞的妈妈重视教育。他两岁就教他说英语，到了小学又从重庆带他上北京借读，天没亮就把他送到教室外面等开门，她自己再看着招贴去找工作。一切就为他有最好的教育质量。

按一套传统的成功故事，他在高中拿到耶鲁全额奖学金，他在大学得到一份华尔街上的工作，故事就到头了。像同学关乐说的，“把孩子供出来，考一个功名，光宗耀祖”，多数人把移民、大企业当做重大的成就，激励人心的结局。秦玥飞说，能再回到出身之地，帮助一个群体，那才是激励人心的结局。

他在村里一会又给人搭手提个篮子，一会又修热水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夫都在做“好人好事”。青蛙跑迷了路，他也找罐头装起来，带到水边去放生。雏鸟从窝里掉下来，他也把它送回去。他给小花猫取名叫保尔、冬妮娅，想像它们正守着空空的粮食罐头，保卫着某座年久失修的谷仓。

他觉得一切都很好，接地气。他辗转过四个城市长大，大学又出国，到哪儿都是个新来的，像加缪小说的名字，“L’Étranger”，异乡人。他在农村反而安心了。他跟所有人都关系着，他帮助所有人，所有人都喜欢他。他有时从人家门前早已经走过去了，人家还把他喊回来，给他个桃子拿去吃。

惡劣的基層生態飛快的磨平了他的棱角：

秦玥飞设想要是不给刘组员钱，直接施工，刘组员也许会来田埂上打人。他知道刘组员以前打过人。他设想要是打人了就得报警，警察出警了，刘组员就打警察，警察掏了警棍，一棒子打在地下，把人铐起来带走了，跟着照片拍出来了，上了微博。那时候谁会来关心法？只知道一个百姓给警察打了。

秦玥飞定了主意，从捐款里掰一点钱给刘组员就是了，要是能讲讲情分，也许还可以少给点。一个星期里，秦玥飞反复上刘家要先搞好关系。

那家的门前煤渣满地，墙上乌漆抹黑，“like a toilet（像个厕所）”。他进门叫刘伯伯，送了几包烟，又客客气气提起水渠的事。刘组员说，小秦，我不是针对你，我就看不惯那些干部。刘组员给秦玥飞泡了茶，给他吃糖。秦玥飞没提一个钱字，说破了怕刘组员更要义正辞严，说这是看不起我，事情就没余地了。秦玥飞坐在那敷衍说笑下去，“please him, give him orgasms（取悦他，给他性高潮）”。

村书记做了代为说辞的中间人，秦玥飞出了几百块给刘组员。

秦玥飞没想到村书记一下就讲出去了，太好了，小秦出钱摆平了。其他组个个都找上秦玥飞要钱，不然不公平，也要停工。陈希军说秦玥飞就是手上资源多，农村工作也不是这么个做法，他们要不肯，需要资源的地方还很多。

秦玥飞没答应其他组的要求。水渠到第二年一月全完工了。他募来的款子还有剩余，准备再赞助两组人，把他们的土鱼塘硬化成水泥壁的。

一组同意了，秦玥飞出一半钱，他们随一半。另一组要秦玥飞多拿点钱来，不然也别修。这回只有前一组人完了工。后一组人继续看天吃饭。一来暴雨，土溃水滥，就要受损失。后来乡政府出了钱，才把他们的鱼塘也硬化了。

…

秦玥飞记得在长沙见到过一个官员，这人问秦玥飞耶鲁是不是个教会学校，他是不是受到教会普济天下的感召才来的农村。这人的身后高悬着“为人民服务”的红标语。秦玥飞心里发火，党员最应该相信“为人民服务”。这人嘴上说信，心里还是不信，猜到西方教会那里去了，不然理解不了秦玥飞的动机。

“我说你他妈还是不是党员？你到底还信不信为人民服务？你是我见过的最大的 fucking hypocrite！（你是我他妈见过的最大的伪君子！）”秦玥飞在事后反复骂着这个官员。他不要自己也变成那样，嘴上说皈依哪一套思想，心里运转着另一套思想。他已经成了党员，他应该真诚地信仰和服从党，“with heart and soul（心和灵魂都是）”。

…

他放弃了进入体制的想法。

今年四月，他募的两台校车送到了县政府，鲜黄一新。捐方来参加过了捐赠仪式，车就空停在了那里。秦玥飞找县长，县长下“死命令”，要下面负责落实好校车项目。下面白云中学的李校长就是老不来县政府领车。

5月1日，秦玥飞又去找李校长。李校长本来一直热心要这两台车，这天一会儿说教育局领导考虑别的学校心理不平衡，一会儿又说要上级批个文件给他才行。秦玥飞说明白，是不是怕没这事没经过教育局，他在领导这有压力。李校长果断说，不是这个意思，那文件是给人民群众解释，“我就担心这点，学生家长会有意见！现在是人民群众嘞，不是我们教育局哎秦书记！”

他们讲到临末。秦玥飞说：“我从2012年搞这个事情，你知道我求了多少人，人家把我当疯子啊，天天找我要天天找我要。”

“你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

“思想也没有用。”

“最终是敌不过这个残酷的现实，慢慢慢慢，年轻时候的锐气都没有了。”李校长也叹起气来。

第二天，汤飞龙开了自家的车把秦玥飞送回白云村里去。下着大雨，秦玥飞手机上放了首低沉的俄文歌，把歌词翻译给汤飞龙听。那歌词说：“我走过了所有的路，我到过这里，我到过那里。我转过身，却看不见我的脚印了。但只要我的口袋里还有一包香烟，那么今天还不算太糟。”（耶魯村官秦玥飛：權力的局外人/GQ）

《苔》的作者周愷在接受采訪時曾經說過一段話：

那种“意义”和“信念”的缺失，其实是我们这代人共通的。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做努力，去撕开那些曾经被灌输的虚假的信念。说起来我底子里还是虚无的，但我希望成为税相臣那样的人，他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

他应该是想得非常绝对。当时像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在日本流行。他们有一个绝对的目标，就是达成所有阶层所有人的平等，当然这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抵达的一个彼岸。这帮人的决绝在于什么地方？就是他明知没有办法达成，但是抵达的过程就是意义本身。这种想法今天去看挺恐怖的，包括他们的暗杀、暴动、绑架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反人类的。但这是《苔》整体的一个色彩，是真实底下的虚无。把这层虚无打开的时候，底下露出来的就是这种恐怖和决然。

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是参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我个人不一定崇拜税相臣的行为，但很崇拜他的那种决绝。其实是在这些人决绝劲头的推动之下，社会才有了今天的进步，而社会进步它是没有一个尽头的。（周愷：對抗虛無，從自己開始/南方人物周刊）

其實很好的總結了巴蜀當代年輕人的困境與迷失。他們生活在一個被割裂得支離破碎的世界裏，感到異常痛苦和無助。他們或者像龐麥郎和郭敬明一樣，憎恨自己和自己的出身，或者像肖美麗和秦玥飛一樣，天真的以爲他們的所作所爲能夠改變“中國”，或者像鯨書和羅玉鳳一樣，莽撞的向前闖。他們都曾感到現實的不真實，感到“中國”的虛妄，卻又無法擺脫這如影隨形的焦慮。他們和絕大多數巴蜀青年一樣，此時此刻仍然掙扎在後現代的虛無裏。如果後現代就是意義和信念的缺失，那麽重構意義和信念就是後現代的解藥。你要問的問題不應該是“凴什麽有人出生在瑞典，而有人出生在四川宜賓”，你要問的問題應該是“凴什麽出生在四川宜賓，就要過這樣的生活？”不管你願不願意，鄉土都在你身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如果你發現你的鄉土和母語居然會受到歧視，那麽這當然説明你不在溫暖的共同體之中。你要做的不應該是憎恨自己的出身和語言，而跑去諂媚那些歧視你的人，而是勇敢的保衛自己的家鄉和語言，重新構建小共同體。然後你就會慢慢發現，意義和信念會在人的心中重新成長出來，動力和能量也由此產生。

祝各位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