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构建的先行者——蒲殿俊

蒲殿俊（1876–1934）早年的人生轨迹符合晚清巴蜀士绅和立宪派的标准模式。蒲家在广安是大宗族，也捐过几任县官，但是没什么家学，上几辈都没出举人。蒲殿俊27岁中解元，可谓光宗耀祖，可是时间已经来到了1903年。如果早生个100年，蒲解元可以非常安逸悠闲的度过这一生，钻研他喜爱的戏剧。命运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谨厚者亦复为之”。他在科举废除前夕中进士，然后立刻被选送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从此跟宪政不可分割。

前已提过，”立宪“是一个可进可退的标签，蒲殿俊似乎对耕耘巴蜀共同体更有兴趣，于是果断的运用这个符号为巴蜀服务。他在日本的时候就提倡川路商办，紧接着担任了四川咨议局局长，创办了机关报《蜀报》。他的出身，功名，留学经历都无可挑剔，俨然巴蜀士绅领袖。独立战争前夕他担任“四川宪友会”的负责人，已经事实上准备好了和平接管巴蜀政权。清末巴蜀确实具备自我治理的条件，不论是经济运作，司法自治还是行政官员，由他领头的“四川咨议局”和“四川宪友会”都得心应手。事实上，保路同志会基本就是这两个机构的翻版，领导班子和成员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搬。蒲殿俊精通宪政，知道该怎么样合理合法的对抗盛宣怀和铁路国有政策。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和动员机器马力全开，影响力迅速传遍整个巴蜀，除了是因为川汉铁路跟所有人息息相关以外，保路同志会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这是蒲殿俊一生的高光时刻。也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宣传和动员本身就是民族构建的演习。没有士绅牵头开始抵抗的话，巴蜀的民族构建不可能这么顺利。

然而演习终归只是演习，最后还是要用实战检验。他开了这个头，却无法收这个尾。想要从征服者手中赢得独立，只靠群众运动和合理合法的抗议是不可能成功的。巴蜀长期受清帝国保护，不习惯处理军事和外交事务，也就是说，欠下了太多的血债，不还的话在德性银行那里是说不过去的。还血债不是蒲殿俊的强项，所以赵尔丰一开枪，局势就不再受他控制了。成都军队哗变，他没有办法迅速筹集军饷，只得赶紧逃跑。尹昌衡顺势而起，拿走了蒲殿俊曾经掌握的权力。

他虽然离开了巴蜀，但名声，人脉和才能都还在，去北京当个议员或者次长绰绰有余。民国初年的政党不是成熟共同体内部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歧，而是远东各国的各个政治集团临时的结盟。宋教仁野心勃勃，想要通过国会政治架空袁世凯。但即使是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也只是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而已，里面的小团体数不胜数，他被刺杀以后，根本不可能再维持。袁世凯操纵各个反对国民党的势力，成立共和党。但共和党大佬之间，也不可能真正合作。蒲殿俊离开了乡土，只能在这些势力纠葛之间飘来飘去，但他还是迷信宪法的力量。袁世凯倒台，国会重开后，他作为研究系的骨干，仍然坚持宪治救“国”，曾担任到内务次长。然而北京的国会和总统都自身难保，他又怎么可能大展宏图呢？如果真的有一个地方还有可能让宪治救国成功的话，那就是他的家乡巴蜀了。可是巴蜀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已经很难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回去了。辞职后，他晚年专注于戏剧的研究。北伐成功后，他返回了广安，1934年因伤寒在北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