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从新清史的局限到作为政治身份的“汉人”

在西方的定义和影响范围扩张到最大的时期，“支那”（地理意义上，China的音译）也一直是西方的“他者”，如果伏尔泰或者卡夫卡在他们的著作中表扬或者批评支那，或者看到在法国有毛主义的党派，那我们可以自信的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在谈论真实存在的支那，而只是把他们在西方社会看到的某些东西套上支那的外壳，来给他们的读者或者潜在支持者一些异域情调。但是不要误会，对这种异域化的需求是双向的。支那也同样，如果不是更需要，这种异域化来维持跟西方的交流渠道。你有什么办法跟洋人解释清楚中药或者易经到底是什么吗？或者说，洋人真的有什么兴趣来了解神秘的东方文化吗？只要满足了洋人“啊！世界多么奇妙！原来在我们不了解的东方还有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或者“啊！西方的文明世界太压抑，我要到东方去游历一圈！”的情绪就够了。我们要注意，后一种其实就是17到19世纪，欧洲上层阶级的成人礼 — — grand tour — — 在今天的一个变种。

如何开发西方对东方异域情调的追求来为自己牟利，这是一门技术。而掌握得最好的其实是近东和印度，而不是远东。这门技术直到20世纪初期，才逐渐被远东人掌握，而且掌握得最好的还是日本，而不是支那。菊与刀，禅，武士道这些标签，在60年代被日本人广泛开发，深受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喜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直到9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学会这些技术，开发出熊猫，功夫，京剧这些东西。然而文化产品看似廉价，其实根本骗不了消费者。中国输出的廉价文化产品很明显不如中国生产的廉价工业产品，跟埃及，伊朗，印度，日本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这不光体现在流行文化层面，在支学界(sinology)也仍然如此。支那士大夫的史观和历史研究，对于最早接触支那的“中国通”(China Hand)来说，也只有材料和被研究的价值。紧接着，支那发现了这几位小小的中国通可以起到的巨大影响力，于是国共两党最先开始系统的开发和利用他们，并都尝到了欺骗中国通的甜头。结果是中国通们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的咆哮声“我们怎么丢了中国！”和无止境的审查中，不得不试图用“中国现代化不够”来向美国公众解释。其实有许多中国通们是有非常深刻的洞见的，也许最重要的就是欧文拉铁摩尔。他不仅指出了中华帝国东亚与内亚的二元性，成功预测出了满洲国将会是远东冲突的核心，还精准的指出了“游牧部落”和“农耕社会”之间的互相转化是完全可能的。最后一点在今天，如果我们除开那些过时的对“游牧”和“农耕”的定义和一些想当然的臆测的话，其骨架仍然是非常先进的论点。欧亚大草原跟东亚的天然边界确实存在，但并不像地理决定论者指出的那样，这个边界就决定了文明和历史的走向，也不像中华主义者指出的那样，汉化是历史大势，一定会成功的。边界两侧的交流和转换经常发生。

如前所述，东亚大陆沦陷后，由费正清和列文森开启的研究，是今天仍然非常流行的现代化叙事的滥觞。他们认为支那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然后开始被动的进行变化，这就是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型。他们得出了“儒学最终不能和现代性相融合”这样的结论，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没错，你在各种媒体和平台上看到的许多流俗的知道分子喜欢宣扬的东西，就是这个结论经过多次消化，处理，夸张和讹传的结果。虽然这样简单的模型在今天的普罗大众中仍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它没有可能在学术界中存在很久，比如保罗柯文就提出了要用支那的视角去发现历史。但是西方是他们熟悉的，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熟悉的，而东方不是，所以当他们想以支那为视角研究历史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发现了支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时，还没有人认真的挑战过“中国”，“中华”，“汉族”这些概念，但这个过程只要一开始，最终一定会追到这些概念身上，因为不把这些概念厘清，你应该怎样以支那为视角来研究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对今天的支学界近代史依旧影响深远的孔飞力，杜赞奇，保罗柯文，欧立德，濮德培，米华健，和其他几位新清史的代表人物等等，对“大中华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质疑和解构。尤其是新清史，做得比当年的拉铁摩尔更细致，对内亚和东北亚的研究更为精准，其实已经打破了大中华主义的神话，引得何柄棣和汪荣祖气急败坏，何抛出了“汉人民族主义”，大言不惭的说汉化是历史规律，而汪荣祖则一直试图证明“中国”历来追求“大一统”。从他们两人的言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新清史起到的，已经不再是学术上的波澜，而具有了现实政治的含义，在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支变成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大背景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其实新清史真正的问题，不是过于解构了中华主义，恰恰相反，是解构中华主义解构得不够彻底：

第一，他们往往注重大清帝国的内亚加盟国：满洲，蒙古，图博的宪法特殊性和独立于“关内十八省”的特权，也就是说，发展了日本人当年开启的“满蒙非中国论”，却仍然陷入了“满汉”或者“关内关外”对立的陷阱，倾向于把“关内十八省”看作铁板一块的整体。这个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新清史著作，往往只注意清帝国早期的历史，或者像米华健一样很注重“新疆”地区的研究，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接下来的问题：那么如果清帝国作为内亚帝国而不是中华帝国，它在东亚和东南亚是如何进行统治的？许多人会想当然的得出结论说，在关内不过是延续了明帝国/中华帝国的政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不要误会，“关内”对于清廷来说，宪法地位确实低于满蒙藏，但第一，这并不代表关内各地区清廷都一视同仁；第二，正如无数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表明的那样，清廷的视角并不能展现全景。一个更好的表述其实应该是，关外的宪法地位相对明确，不易改变，而关内的宪法地位不稳定，随着不同的政治形势变化而变化。再说白一点，关外是征服者组成的联盟，所以修改宪法地位困难重重，而关内是被征服者组成的各大区域，清帝国的统治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而变化。

这个“关内”的被征服区域，可以简单的做出以下的划分：长江以北的各地是最可以信任的人，他们是最早投靠满洲的人，汉军八旗多出于此，董福祥的甘军在庚子时期仍然没有辜负帝国对他们的信任。另外，陕甘的穆斯林社区和晋商也扮演了特殊角色；长江中下游是主要的赋税产出地，同时也产出了帝国最优秀的官员和文人士大夫，跟长江以北一样，这个格局一直到帝国末期依然没有改变；西南除了巴蜀的平原地区被张献忠清空以外，其余地方被大大小小的土司和山地部落民分割。这些土司给清帝国的外交政策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如大小金川之战和清缅战争。而帝国主要以成都为基地，试图拓展影响力，所以成都平原酷似长江中下游平原，但由于周围的山地众多，所以山地上的居民仍然谙熟“不被统治的艺术”，在帝国的中前期制造了最大的麻烦，以川楚白莲教之乱为代表；相似的，东南也给帝国的外交政策施加了压力，如清越战争和更加著名的鸦片战争，而东南的山地民则在帝国的中后期制造了最大的麻烦，以太平天国为代表。

这个只是非常简化的划分，而且主要以帝国中心为视角，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关内十八省”很难被算作统一的一块，甚至很多时候明帝国留下来的省界都无法对关内各地的地理和社会的多样性做出有效的划分。如果我们把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扩张看成是防守性的，根据时势，而不是提前计划，做出的扩张，那么这个就大概跟清帝国在关内，尤其是在扬子江以南的扩张有一些相似了。比如清帝国对巴蜀根本就不愿意管，是在准格尔对图博形成威胁，和藏蜀边境的土司不服管制以后，清帝国才开始想到系统的开发成都来控制西南这片区域。

第二，新清史的视角局限于清帝国，没有发现至少是唐代以后的历代中华帝国，都像清帝国一样经历过内亚统治者和中华帝国主义者的路线斗争。不管是帝国早期索额图与明珠的斗争，还是帝国晚期宗社党与袁世凯和庆亲王的斗争，都在之前的内亚-东亚联合帝国中可以找到对应物。最近的蒙元帝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内亚统治者和中华帝国主义者的斗争直接将帝国分成了返回内亚大草原的北元和留在东亚的明帝国。这种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内亚统治者要求维护统治者的特殊地位和内亚的特殊性，比如清高宗试图恢复但没有成功的弓马骑射，而东亚的被统治者要求统治者放弃武力，用科举，方块字和新儒学来实现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后面这个过程被中华帝国主义者称为“汉化”。我们要注意，这种汉化并不只针对内亚统治者，它同样针对西南和东南的山地部落民，只是换了一套话术，用“生番”和“熟番”这样的词语来表示他们“汉化”的程度。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华帝国的实质了。它是借用内亚征服者的武力来对付不愿意汉化的扬子江以南的山地部落民，通过把后者汉化，从他们身上获取的利益，来补偿内亚征服者的损失。等到内亚征服者依靠武功扩张到最大疆域以后，内部的中华帝国主义者就要开始着手汉化整个帝国，因为这时再扩张带来的收益已经比不上把帝国内部具有各独特宪法地位的团体（土司，酋长，内亚部落，武装商团，宗教组织等）变成编户齐民获得的收益更大。所以皇帝和士大夫就开始联手试图把这些团体拥有的权力和权利转到他们的手中，最终形成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结论，“汉化”，就是要抹平各自治团体，把所有人都变成编户齐民的过程，“汉人”，指的就是丧失了宪法地位，完全变成帝国顺民的人。

这个汉化的过程，正如拉铁摩尔和詹姆斯斯科特在《不被统治的艺术》里指出的那样，不是不可逆的。恰恰相反，汉人与非汉人的转化是一直在发生的。不是所有人都安心愿意当帝国的顺民，有许多人是向往塞外或者山地上的辛苦但自由的生活的。换句话说，塞外和山地上的自由民中有许多，不是帝国所谓的什么文明也不懂的“蛮族”，只要明白了帝国和文明的好处就愿意自动汉化，而是正因为明白了汉化会导致失去自由的危险，才自主选择了逆汉化，去做自由民的人。这就是“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真谛。然后每当中华帝国崩溃时，这些自由民就会下山或者入关，填补因为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和清洗而造成的人口真空。

清帝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西方有意无意的扶持之下，在帝国中后期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逆汉化，也就是说，已经或者即将变成编户齐民的各团体，因为租界，传教士和西方商团的介入，突然获得了一个重组的机会。顺便说一句，其实残唐的藩镇制度也是一种逆汉化，只是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远比不上晚清。因此，晚清其实就是帝国各地的逆汉化和帝国内部的中华主义者再汉化的斗争。而这个时候，西方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输入，让南粤的民族发明家们获得了新的理论资源。然而他们错把编户齐民的“汉人”当作一个民族来发明，自然无法成功。“汉人”最初是一个统战性的词语，主要是粤人为了统战关内各地对抗关外而发明出来的。文悌的“保大清不保中国”和康有为的“保中国不保大清”恰好从相反的方向说明了，所谓的满汉矛盾，其实就是满粤矛盾。清帝国崩溃以后，“汉人”这个统战符号迅速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它既不能满足，正如裴士峰在研究湖南人的时候发现的，各省独立的需求，这个需求要求发明“四川人”，“湖南人”，“广东人”等等，也不能满足蒋介石要恢复大清版图的需求，这个需求要求发明包括“满汉蒙藏回”在内的中华民族。

在东亚最近一次黄金时期，狭义的说，是1911–1927，宽泛的说，是1860–1927，逆汉化的程度最高。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人口，不管他们嘴上说不说自己是汉人，都跟历史上的编齐人口不一样，跟帝国定义的“汉人”也不一样，他们结成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独特的宪法地位，享有东亚千年以来最多的权利和自由。这个黄金时代最终被国共联手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划分，是强加在所有人身上的标签，划分非常武断和主观。中共只是大体上把满蒙帝国时期，定义非常模糊的“汉人”统统划成“汉族”。然后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西南和东南，为了抑制可能的割据势力，强行划分一些“少数民族”，进一步撕裂天然边界。以至于今天的“汉族”，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或者族群，而是一个政治身份：比如“山西汉族”和“广东汉族”在语言，文化，血统，信仰，甚至着装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他们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高考不加分，前些年不能生二胎，不能有所谓的“两少一宽”政策。真正的汉人，会无比嫉妒的说“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他们除了帝国以外一无所有，甘愿将自己变成帝国的资源。然而经过黄金时代的逆汉化，也有些地方的“汉族”，比如东南和西南的山地民，仍然像他们的前辈和祖先一样，世世代代都不愿臣服于帝国，在红色中国的统治下也经常发生反抗。因此，一个人的户口本上是否写着“汉族”，跟ta是否支持中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如果要用中国的民族划分来定义民族，用户口本主义来看待民族问题，实际上是助长了中国的帝国主义，因为这种划分把本来有可能反抗中华帝国的团体或族群放到了一个不利于他们的语境中，造成他们的失语。

其实如果我们遵循Gladney博士在Dislocating China里的建议，多从基层共同体的角度来研究中华帝国，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华帝国就是破坏基层共同体的同义词。汉人就是这种共同体被破坏后，剩下的帝国残渣，他们只能作为这种政治身份存在，而不是任何民族或者族群。然而正如司空图这首诗和其他许多著作指出的那样，这种破坏并不是不可逆的。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自由的追求，对乡土的热爱和对大一统帝国的仇恨最终会让一部分人找到出路，即使他们曾是编户齐民，也会重新变成自由民。未来属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