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地方研究”的极限——评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

奴隶贸易（改革开放）时期复兴的地方研究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到底哪里是边界？如果真的要以地方为视角进行诚实的研究的话，“中国”的神话早就破灭了，但是要跟正在风行的学术主流——后结构主义、属下主义，后殖民主义接轨的话，又不得不“反思”一下“中国”的神话。而且你不研究，洋人也会研究的，所以沦陷区的地方研究只能以一种很尴尬的，温吞水的形式进行，以“重新定义中国”，“国家与地方”之类的模糊概念遮遮掩掩的进行。

巴蜀沦陷区留下了大量的材料和故事，不挖掘出来确实浪费了。四川大学是开发这些材料的急先锋。又要不太挑战“中国”的神话，又要对这些地方性材料保持基本的诚实，那么王东杰《国中的异乡》大概就是最极限的尝试了。他明确指出裴士峰《湖南人与现代中国》里描述的“湖南民族主义”的现象不为湖南独有，却完全忽视了“四川民族主义”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保路运动。当然，这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保路运动对冲击“中国”的建构很危险，因为保路运动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作为学术工程师他没有必要去加入一个已经有很多人参与的项目，但如果要讨论四川的地方认同，实在无法绕过保路运动，这是他这本书最大的败笔。

“四川人”这个概念拥有政治力量，就是从保路运动开始的。保路同志会用印刷资本主义的方式系统的开发了两个标签，“七千万同胞”和“川奸”，正式宣告“四川”有了独立的政治需求。很少有人知道，“四川人软弱”，“川耗子”这些形象，有很大的程度上是保路同志会想要激发巴蜀人，尤其是巴蜀士绅的血性而夸张的概念：你可以说成都的官绅是川耗子，但很少有人敢说川东的袍哥是软弱受人欺负的。

所以本书就相当于是绕开了最核心的部分，在边缘来回的试探。他对“川主信仰”对巴蜀认同的研究是合格的，对“外（四川）省人”促进了“四川人”的本地认同的观察也是犀利的，对“蜀学”的研究就差点火候，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张之洞和帝国中心的观点。张之洞以前的“蜀学”，主要在释道二教，他没能注意。不过这些都是枝节，不影响上述的判断。本书仍然有一些信息量，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找来看一看。

在沦陷区搞学术就是这么回事。一方面是工程的压力，一方面是政治的压力，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确实没什么太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