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风的孽海花 — — 《死水微澜》中的巴蜀社会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其实已经为我们阐明了历史与文学的近亲关系。方块字使用者即使对其他的西方思想脉络不容易理解，对这一点应当是深有感触的。远的不说，康有为不就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只要你想，历史和文学可以没有任何差别吗？当然，康有为的手法很不高明，而且为政治目的所赖，所以总体来说水平不高。晚清最著名的“寓史于说”的范例大概就是《孽海花》了。举重若轻的笔调和对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确实彰显出强大的功力，虽然这个能力不能让金松岑中举。中华帝国的史学传统确实只重视帝王将相的家谱，而近代西方史学痴迷的“中产阶级“或”底层人民”的视角却可以从《孽海花》这样的小说里找到。另一位作者曾朴受19世纪末法国文学的影响，但《孽海花》却比较忠实的沿用了章回小说的体例和精神。溯江而上，巴蜀民族文学的萌芽，大河三部曲如《孽海花》般“寓史于说”，其作者李劼人却突破了章回小说的桎梏，主持了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蜀社会的联姻，成就了他不朽的地位。

李劼人在巴蜀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他今天的名声是极其不相配的，巴蜀民族发明家有责任将他的重要地位重新构建起来（关于李劼人更详细的解读，请参见拙作《大河三部曲 — — 李劼人的东京梦华录》）。他虽然跟巴蜀五四作家私人关系密切，但是文风和主题却有很大的不同。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的《巴金“家”中的历史》试图用学术的观点来解读巴金，《家》与成都的关系。其实如果要从小说里看历史和社会，巴金不能算一个好的切入点，至少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仅仅只是要写巴蜀而已。巴金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他是富家子弟，并不真正懂得民间疾苦，他没有办法用多么真实和打动人的故事来控诉旧社会，只有从洋人学堂里学来的新潮理论，所以他的作品既不是小说，又不是哲学散文，也不是政论，而是三者的混合体。这是巴蜀五四作家的通病。虽然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会映射出巴蜀社会的剪影，但这主要是为了将巴蜀社会作为“旧社会”的典型来攻击，比如马识途《夜谭十记》或者王余杞《自流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巴蜀社会的重构恰好是他们作品里最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是从史学角度还是文学角度，这大概是残存的民族情感的流露。总之他们有必须要完成的“批判旧社会”，“警醒世人”或者“寻找出路”等等的任务，所以他们的内容和结构单调，故事格式化，有时候为了说明一个道理，节奏也很急。他们更像是“五四作家在巴蜀”，而不是李劼人这样的“巴蜀作家”。

我这篇短文的目的跟司昆仑的目的一样，旨在通过小说来重现当年的巴蜀社会。只是本文略去了繁冗的学术规范和格式，并且专注于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我在本文里的职责更像是一个导游，如果各位读者看完了这篇文章愿意去看原著，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死水微澜》是李劼人最优秀的作品，短短两百页就呈现出了巴蜀社会的复杂性，活力与冲突。丰富而不冗长，精彩却不媚俗。此书里没有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所以他的叙述显得非常有耐心，浓郁的生活气息正是从这些耐心的地方出来的。有时候你甚至都忘了自己是在看小说，还以为在茶馆里听人摆龙门阵，比如他聊起巴蜀的猪来，就完全可以忽视主线剧情，悠闲的给读者讲为什么白片肉成都的最好吃：

川西坝 — — 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七百余里的成都平原的通俗称呼 — — 出产的黑毛肥猪，起码在四川全省，可算是头一等的好猪。猪种好，全身黑毛，毛根稀，矮脚，短嘴，皮薄，架子大，顶壮的可以长到三百斤上下；食料好，除了厨房内残剩的米汤菜蔬称为潲水外，大部分的食料是酒糟、米糠，小部分的食料则是连许多瘠苦地方的人尚不容易到口的玉麦粉或碎白米稀饭；喂养得干净，大凡养猪的，除了乡场上一般穷苦人家，没办法只好放敞猪而外，其余人家，都特修有猪圈，大都是大石板铺的地，粗木桩做的栅，猪的粪秽是随者倾斜石板面流到圈外厕所里去了，喂猪食的石槽，是窄窄的，只能容许它仅仅把嘴筒放进去。最大原则就是只准它吃了睡，睡了吃，绝对不许它劳动。如像郫县、新繁县等处，石板不好找，便用木板造成结实的矮楼，楼下是粪坑，楼板时常被洗濯得很光滑。天气一热，生怕发生猪瘟，还时时用冷水去泼它。总之，要使他极为舒适，毫不费心劳神地只管长肉。所以成都西北道的猪，在川西坝中又要算头等中的头等。它的肉，比任何的猪肉都要来得嫩些，香些，脆些，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切成薄片，少蘸一点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察得出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

最难得的是，他尽力用方块字保留了巴蜀语的许多特征，说明他的目标读者根本不是巴金和巴蜀五四作家的心目中那些在城市和大学里追求进步和解放的五湖四海来的青年，而是不离乡不离土的日常使用巴蜀语的人：

睡眠如此不够的一个小学生，既噪山雀儿般放开喉咙喊了一早晨生书，还包得定在十早晨中，必有八早晨，为了生书上得太多，背不得，脑壳上挨几界方，眼皮遭纠得生疼；到放早学回家， 吃了早饭再上学时，胃上已待休息，更被春天的暖气一烘，对着叠了尺把厚的熟书，安得不眉沉眼重，万分支持不住，硬想伏在书案上，睡一个饱？

蔡傻子，哪个人不晓得是老子的表弟？他的老婆，自是老子的表弟妇。虽是长得伸抖一点，也是各人的福气

不行，莫放黄腔！大路不平旁人铲，识相的各自收刀检挂，走你的清秋大路，不然，拿话来说！

这些语句像传说中古老的咒语一样可以唤醒任何巴蜀人心中的民族情感，而全书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写作而成的，所以如果西方人读到的是英文或者法文版本，那么中间实际上已经隔了两层语言了。但即便如此，《死水微澜》中鲜活的巴蜀社会还是能冲破语言的阻碍出现在读者眼前。小说中涉及了三个巴蜀基层共同体的恩怨纠葛：士绅（粮户），袍哥和教会。士绅阶级仍然是成都平原的中流砥柱：

老王二爷就是王安的祖父，是我们曾祖父手下一名得力的老家人，曾经跟着我们曾祖父打过蓝大顺、李短褡褡，所以死后得葬在我们的坟园里。坟园很大，有二三亩地。中间全是大柏树，顶大的比文庙，比武侯祠里的柏树还大。

我们一般为成都城的形象所蒙蔽，认为成都平原的士绅好像都是成都城里的官绅，寄生于巴蜀社会之上，其实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出，成都平原的许多地主是有自己的封建契约关系并且可以产生自发秩序的。“老家人”的意思就是契约关系依靠乡土关系维系，并且持续了几代人以上。坟园也是由最信任的下人世袭看守的。至于“打过蓝大顺、李短褡褡”，就很明显是说明这种关系已经紧密到可以组成湘军式民兵的地步了。淳朴的民德依靠封建关系维系，直来直往，所以李劼人自豪的说：

…我们的四川人，尤其是川西坝中的人，尤其是川西坝中的乡下人，他们在声音中，是绝对没有秘密的。他们习惯了要大声说话，他们的耳膜，一定比别的人厚。所以，他们不能够说出不为第三个人听见的悄悄话；

根据相同的民德，李宗吾点名的“一等英雄”张培爵才会在听到厚黑学以后发出感叹：“公开不得的权术，宁肯失败，不能使用。”同时，各种共同体也有自己的语言和交流方式，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信息的交流通过口耳相传，不通过书面：

所以，你到市上去，看他们要讲秘密话时，并不在口头，而在大袖笼的指头上讲。也有在口头上讲的，但对于数目字与名词，却另有一种代替的术语，你不是这一行中的人，是全听不懂的。

起初很惊奇罗歪嘴等人说话举动，都分外粗鲁，乃至粗鲁到骇人；分明是一句好话，而必用骂的声口，凶喊出来。但是在若干次后，竟自可以分辨得出粗鲁之中，居然也有很细腻的言谈，不惟不觉骇人，转而感觉比那斯斯文文的更来得热，更来得有劲。

这就是为什么使用方块字来理解巴蜀社会将会流失大量的信息，因为方块字只是巴蜀语的速记符号。同一句话，比如上文提到的“莫放黄腔”，在听过这句话的巴蜀人心中和只看方块字的非巴蜀读者心中（假定你知道“莫放黄腔”在巴蜀语里是什么意思）引起的想象很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巴蜀语不是中国语的“方言”，虽然巴蜀语也使用方块字作为速记符号。

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书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与巴蜀社会的联姻。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其中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呈现巴黎与外省的矛盾来展现巴黎的腐蚀性与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虚伪，这样的矛盾可以通过不伦恋的方式展示出来，比如《红与黑》，也能以其他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在巴尔扎克那里就太多了，不用详述。深受法国现实主义熏陶的李劼人，自动将巴黎-外省对立替换成了成都-外县对立，说明他潜意识里早已认为巴蜀像法兰西一样是个独立国家，而成都就是巴蜀的巴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女主人公邓幺姑（出嫁后为蔡大嫂）的展开中看得清清楚楚。邓幺姑作为一个乡下姑娘，长相美丽，受父母宠爱，就有了阶级升迁的欲望：

邓幺姑既为父母所钟爱，自然，凡乡下姑娘所应该做的事：捞柴草，喂猪，纺棉纱，织布，她就有时要做，她母亲也会说：“幺姑丢下好了，去做你的细活路！”她的确如母亲所言，自幼爱好，粗活路不做，细活路却很行。因此，在十二岁上，她已缠了一双好小脚。她母亲常于她洗脚之后，听见她在半夜里痛得不能睡，抱着一双脚，咈咈地呻吟着哭，心里不忍得很，叫她把裹脚布松一松。“幺姑，我们乡下人的脚，又不比城里太太小姐们的，要缠那么小做啥子？”

她总是一个字的回答：“不！”劝很了，她会生气说：“妈也是呀！你管得我的！为啥子乡下人的脚，就不该缠小？我偏要缠，偏要缠，偏要缠，痛死了是我嘛！”

在受到邻居，从成都嫁过来的韩二奶奶，的熏陶下，幺姑便把离开乡下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成都这座城上：

间或问道韩二奶奶：“成都省的穷人，怕也很苦的吧？”而回答的却是：“连讨口子都是快活的！你想，七个钱两个锅块，一个钱一大片卤牛肉，一天哪里讨不上二十个钱，那就可以吃荤了！四城门卖的十二象，五个钱吃两大碗，乡坝里能够吗？”

少年人大抵都相信好的，而不相信不好的，所以邓幺姑对于成都的想法，始终被韩二奶奶的乡思支配着。总想将来得到成都去住，并在大户人家去住，尝尝韩二奶奶所描画的滋味，也算不枉一世。

尤其令邓幺姑神往的，就是讲到成都一般大户人家的生活，以及他们争奇斗艳的打扮。二奶奶每每讲到动情处，不由把眼睛揉着道：“我这一辈子是算了的，在乡坝里拖死完事！再想过从前日子，只好望来生去了！幺姑，你有这样一个好胎子，又精灵（巴蜀语，聪明的意思），说不定将来嫁给城里人家，你才晓得在成都过日子的味道！”

这通过出嫁就能去成都的机会，虽然不大，但也不是不可能，这就算是让幺姑的野心之花完全绽放，乡下不是没有试图挽留幺姑，但她此时已经听不进去了，不去成都体验一番，是不可能再安于乡下的生活了：

爹爹又接过嘴去：“妈妈，同她（成都来的媒婆）说这些做啥？我们不是卖女人的人！我们也不稀罕别人家做官发财，这是各人的命！…我们乡下人的姑娘，还是对给乡下人的好…”

又是妈妈的声音：“这话倒对！城里人家讨小的事，我也看得多，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倒不如乡坝里，一鞍一马，过得多舒服！…”

“成都有啥子好？连乡坝里一根草，都是值钱的！烧柴哩，好像烧檀香！我们也走过一些公馆，看得见簸箕大个天，没要把人闷死！成都人啥子都不会，只会作假！”

她（幺姑）母亲虽是生在成都，嫁在成都，但她所讲的，几乎与韩二奶奶所讲的是两样。成都并不像天堂似的好，也不像万花筒那样五色缤纷，没钱人家苦得比在乡坝里还厉害：“乡坝里说苦，并不算得。只要你勤快，到处都可以找得着吃，找得着烧。任凭你穿得再褴褛，再坏，到人家家里，总不会受人家的嘴脸。还有哩，乡坝里的人，也不像成都那样动辄笑人，鄙薄人，一句话说得不好，人家就看不起你。我是在成都过伤了心的。记得你前头爹爹，以前还不是做小生意的，我还不是当过掌柜娘来？强强勉勉过了一年多不操心的日子，生你头半年，你前头爹爹运气不好，一场大病，把啥子本钱都害光了。想那时，我怀身大肚地走不动，你前头爹爹扶着病，一步一拖去找亲戚，找朋友，想借几个钱来医病。你看，这就是成都人的好处，哪个理睬他？后来，连啥子都当尽卖光，只光光剩一张床…”

这难道不是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巴黎？你甚至可以说这是菲茨杰拉德的纽约和狄更斯《远大前程》里的伦敦。李劼人只用了不到30页，就成功的将成都-外县的对立和一个野心勃勃的country belle的形象完全呈现出来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幺姑进城变成蔡大嫂以后，她遇到的男人并不是西方小说常出现的贵族或军官出身的浪荡子，而是另一种具有巴蜀特色的浪荡子，袍哥大爷“罗歪嘴”。而且在这段关系中，她并不是被动的，恰恰相反，她是主动的改变了这位浪荡的大爷，不过不是以《罪与罚》里索菲亚那种带有极其浓厚的东正教色彩的规劝，而是更有东方特色的阴柔和巴蜀特色的泼辣干练。罗歪嘴江湖中人，过惯了打流跑滩的生活，本不是一个可以安家的人：

有人劝他不如正正经经讨房老婆，比起嫖来，既省钱，又方便。再则，三十五岁的人，也应该有个家才对呀。他的回答，则是：“家有啥子味道？家就是枷！枷一套上颈项，你就休想摆脱。女人本等就是拿来耍的，只要新鲜风趣，出了钱也值得。老是守着一个老婆，已经寡味了，况且讨老婆，总是讨的好人家女儿，无非是作古正经死板板的人，那有什么意思？

最有意思的是，哪怕是包养的妓女，也准许她“零卖”：

他的常言：“婊子原本大家耍的，只要耍得高兴便好。若是嫖婊子，便把婊子当作了自家的老婆，随时都在用心使气，那不是自讨苦吃？

“我早就跟你说过，要零卖就正大光明的零卖。不要跟老子做这些过场！”

这真出乎刘三金的意外，跑了这么多年的码头，像这样没醋劲的人，委实是初见。

然而他却是一个真有性情的人：

他坐了起来，正正经经地说到：“三儿，现在不同你开玩笑了…你还年轻风流，正是走运气、过好日子的时候。跟着我没有好处，我到底是个没脚蟹，我不能一年到头守着你，也不能把你像香荷包样拖在身边，不但误了你，连我也害了。你有点喜欢我，我也有点喜欢你，这是真的。我们就好好地把这点‘喜欢’留在心头，将来也有个好见面的日子…”

改变他的正是前文提到的邓幺姑。她总算是嫁到离成都一门之隔的天回镇，嫁给了罗歪嘴的表弟蔡兴顺，所以叫蔡大嫂。蔡大嫂喜欢“歪人”，自然不能满足于蔡兴顺的憨厚老实，她敏锐的察觉到罗歪嘴表面上的放荡不羁其实只是没有尝到过女人的情义，于是便通过刘三金做中间人，与罗歪嘴产生了不伦恋，从始至终，蔡大嫂始终处于控制地位：

蔡大嫂却抿着嘴向他（罗歪嘴）笑道：“照你说，你为啥子还包了她几个月，那样爱法？”

罗歪嘴有点气紧道：“是她向你说过，说我爱她吗？”

“不是，她并未说过，是我从旁看来，觉得你在爱她。”

“…若说我爱她，我又为啥子要叫她走呢？舍得离开的，就不算爱！”

她正正经经的，像是认真地道：“那，你当真爱一个人，不是就永远不离开了？”

他很是感动，咬着牙齿道：“不是吗？”

她把酒杯端起，一口喝空，哈哈大笑道：“这倒说得好，我就长者眼睛看吧！”

罗歪嘴倒有意思隐秘一点，偏蔡大嫂好像着了魔似的，一定要在人跟前格外表示出来…罗歪嘴也扯破面子，不再作假，有人问着，他竟老实承认他爱上了蔡大嫂；并且甚为得意地说，枉自嫖了二十年，到如今，才算真正尝着了妇人的情爱。

至此，同时期法国文学中有的主要元素这里都具备了，然而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却不是这些人情故事，而是通过罗歪嘴展示的袍哥与教民在基层的权力斗争。袍哥是巴蜀基层唯一被默认可以使用武力的共同体，他们作为弱者的保护者，填补了士绅和官府不能覆盖的大量真空地带。自然而然的，他们也跟官绅发展出了微妙的关系。此书对成都官绅的讽刺比较刻薄，不禁又让人想起莫泊桑和巴尔扎克。官绅郝家的大小姐们在青羊宫被小流氓调戏，罗歪嘴等人出手相救，郝家却一句谢也没有趁乱转身离去：

老爷把头两摇道：“给那种人道谢，把我们的面子放在哪里？你难道还没有看清楚那是些啥子人？”

大小姐红着脸争道：“管人家是啥子人，总是我们的恩人呀！”

她爹爹冷笑一声道：“说你聪明，这又糊涂了。把那班人喊进来，一个双孝祠的人，岂不都晓得了？传将开去，那才笑话哩！说起来，郝大小姐在青羊宫遭人如何如何地调戏，你们不打紧，我有脸见人吗？我再三嘱咐你们回来之后，绝口不要提说一字，就是怕传开了。如今反而把那班人喊进来，你们想想看。”

太太才恍然大悟，同三老爷一齐点了点头道：“那倒是哟！那班人并不晓得我们姓甚名谁，是做啥的，任凭他们去说，哪能晓得就是我们。一喊进来，就不能不说清楚了，那种人的口，封得住的吗？”

郝达三掌着烟枪，大点其头道：“不是吗？你们也想到这一层了。但你们还未想到，他们尚可借此题目，大肆敲磕，那才是终身大患哩！所以古人说得好，大德不报，即是此理。”

而官府作为唯一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原则上是跟袍哥多有敌对，但奈何人手不够，而且最关键的是，当官差的社会地位反而不如当袍哥：

余大爷说：“老弟，据我看来，站衙门当公事的，十有八九，总要损阴德。像你老弟这个品貌，当一辈子卡差，也不免可惜了。要是你老弟愿意向上，倒是来跟着我，还有个出头日子。”余大爷岂是轻容易喊人老弟的？并且余大爷有意提拔你，就算你运气来了。李老九当时就磕了下去，愿意跟随余大爷，立刻就接受了余大爷五个银子，去把衣服鞋帽全换了，居然变了一个样儿！

我们可以看出，为官府工作反而是“损阴德”，为袍哥工作则是“向上”，而且袍哥大爷一出手就是五个银子，相当阔绰。用类似的方式，巴蜀基层官府基本上全部被架空。衙役大多都跟袍哥有类似的联系，所以如果有穷人被官府及其周边势力欺负了，袍哥才有胆气去威胁县官。而传教士的介入，改变了游戏规则。如果说袍哥给官府施加的压力来自于底层的话，传教士给官府施加的压力则来自于上层。没有任何清帝国的官员愿意得罪洋人，于是相比起来袍哥还算比较好得罪的势力了：

县大老爷很是生气，签差将这粮户锁去，本想结实锤他一个不逊的，却不料他忽然大喊，自称他是教民。这一下把全二堂的人，从县大老爷直到站堂助威的差人，通通骇着了，连忙请他站起来，而他却跪在地下不依道：“非请司铎大人来，我是不起来的。我不信，一个小小的袍哥，竟能串通衙门，来欺压我们教民！你还敢把我锁来，打我！这非请司铎大人立奏一本，参掉你的知县前程不可！”其后，经罗歪嘴等人仔细打听清楚，这人并未奉教。但是知县官已被骇昏了，佃客自不敢放，这粮户咆哮公堂的罪也不敢理落，向朋友说：“他既有胆量拿教民来轰我，安知他明天不当真去奉教？若今天办了他，明天洋人当真走来，我这官还好做吗？”官这样软下去不要紧，罗歪嘴等人的脸面，真是扫了个精光。众人说起来，同情他们的，都为之抱不平，说现在世道，忒变得不成话！怨恨他们的，则哈哈笑道：“也有今日！袍哥到底有背时的时候！”

这构成了巴蜀教案众多，民间反教激烈的基础。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教民”构成了基层人民的保护伞，有许多民兵组织和共同体正是在“教民”这个保护伞下面逐渐成长起来的。自然，这对袍哥作为传统保护伞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从此书来看，罗歪嘴攻击教民主要是从攻击洋医开始，这一点与远东其他地区颇为相似，侧面说明洋医的效果非常好，甚至好到可以影响士绅阶级。传教士在士绅阶级中的传教活动通常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士绅有稳定的地位，不会愿意放弃自己的阶级，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为了报复袍哥，也是有可能做出奉教的事情的。在教会的冲击上，袍哥生意大减，罗歪嘴不得不违反道义的在赌场出老千，结果整到了乡下粮户顾天成。顾因此得了病，吃了洋人的药才逐渐好转，他后来发现只有教民可以帮他出这口恶气，于是决定投靠教民，但立即遭到了本宗族的强烈反对：

他幺伯同幺伯娘都跳了起来，反对他奉洋教。第一个理由，他不是吃不起饭的，俗话说的，饿不得了才奉洋教，他是饿不得的人吗？第二个理由，奉了洋教，就没有祖宗，连祖宗的神主牌都要当柴烧，他是祖宗传下来的子孙，有根有柢的，并且哥哥是恩贡生，算是科名中人，他能忍心当一个没祖宗的人吗？第三个理由，奉了洋教，只能供洋人的神，连观音菩萨、土地菩萨都不许供。“我们都是靠菩萨吃饭的，天干水涝，哪一样不要菩萨保佑？连菩萨都不要了，还活得成吗？不要因你一个人胡闹，把我们顾家同邻里都带累了。”

弄到末了，幺伯竟生了气，把方桌一拍道：“老三，我老实告诉你，我大小总是你一个亲房老辈子，还是有本事处置你的！你若果不听话，硬不要祖宗，硬不顾你三房血亲，去奉了洋教，我立刻出名，投凭亲族，把你撵出祠堂，把你的田产房屋充公给祠堂，看你怎么过活！”

至此已近尾声，李劼人将非常复杂的基层共同体之间的三角权力斗争和各个人物之间的私人恩怨巧妙的结合起来，把众多线索汇集到了蔡大嫂和罗歪嘴身上，然后一层一层的展开，体现了他过人的观察力，精妙的叙事技巧和强大的控场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在巴蜀的五四文学家身上找不到，在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身上都找不到。他被埋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作品的质量不如巴金，而是因为他的目标读者和产生他目标读者的社会已经濒临死亡。巴金的目标读者总可以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大城市的校园里找到，而李劼人的目标读者经过蒋日战争，反恐战争，土改，文革以后，已经所剩无几。然而我却从来没有感到过绝望，这主要是因为我对真善美有最基础的信心。五四文学是假的，不大可能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倒台，但巴蜀民族文学是真的，只要有机会就会重新复活。李劼人用他对巴蜀的朴素民族情感写出了超越他本人的不朽名作，与此相比，他本人在晚年投共显得多么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