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体史观在西方的先锋之作 — — 评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由于大中华主义自身建构的困境，任何诚实的学者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发现“中国民族主义”（Chinese Nationalism）的脆弱。除开作者优美的笔调之外，《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突出的一点不在于解构中国民族主义，而在于以“湖南”和“湖南民族主义”为视角解构中国民族主义。作者敏锐的发现，帝国中心视角和沿海租界视角都错误的理解了中国民族主义，前者是有意的，因为不想动摇帝国的根基，后者是无意的，因为不了解远离港口的内地。作者用湖南为主角来解构中国民族主义实在是非常深刻的洞见，因为湖南就是清帝国的掘墓人和东亚民族国家的先行者。“现代”在东亚最核心的意思就是军事和财政的一体化进程，而湘军是其最早的实验品。湘军自行筹饷，自行训练军官和士兵，自行打仗，自为一个整体与洋人交涉，购买武器。换句话说，“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在湘军的军营中已经诞生了。作者接下来发现，如何将湘军在战争时期的共同体意识转换成对湖南的认同是一个大问题。书中反复提及的对王船山及其遗作的再发明和再解释在认同意识转换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辛亥独立战争时期和民国时期“湖南意识”的考察，作者令人信服的指出，“湖南”认同优先于其他所有认同，湖南人并不是一定要当中国人的，湖南人最后变成中国人只是众多历史可能性中的一个。这个结论如果要自然延申，正如中国主义者汪容祖指出的那样，即是“中国分离主义”或诸夏独立体系的建立。受害者的评价一般是准确的。汪容祖极力想驳倒的新清史也得出了跟本书同样的结论。汪不愧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本书最大的问题在于深度不足。如果要以某个民族为核心研究历史的话，仅凭文字记录是远远不够的。作者注意到了湖南缺科举英雄，却没有仔细的探究其原因。湖南缺乏科举英雄的原因恰好是受中央帝国和宋儒社会的扁平化管理较少，保留的原始丰饶更多。作者感叹曾国藩天才的把湖南乡勇组织了起来，其实湖南乡勇的战斗力与其说来自曾国藩的个人能力，不如说源于这些原始丰饶的溢出。“湖南民族”的雏形不是从重新发现王船山开始的，而是从湘西群山和丛林这些复杂的地形里走出的以巫术为凝结核的部落或“蛮族”共同体开始的。其次，作者错误的认为“湖南民族主义”在共产主义到达湖南以后就被吞噬了。“湖南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以另外的方式，从其他的渠道释放了出来。唐生智在文革期间仍然不愿意诬陷湘奸贺龙，说：“你毙吧，老子枪林弹雨出来的，几时怕过死？”这仍然不是朴素民族情感的绝唱。作者在1937年收尾，剩下的历史应该由未来的人来书写了。

不论如何，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仍然不失为为解构“中国民族主义”和建构东亚各民族认同的优秀尝试。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解构颇为成功，而在建构以地方为本位的叙事体系时往往受制于语言和经验，成就不如前者。这部分的任务不应该全部由西方学者来承担。能熟练使用某一地方语言而又深受中国之苦的人，应该开始通过构建历史来构建认同和共同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