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的时代与民族认同的重构

大家好，我是巴蜀独立会的罗宗渝。我这次的题目是身份政治的时代与民族认同的重构。

我应该是所有发言人当中资历最浅的，从2021年4月巴蜀独立会开始活跃算起的话，到今天也才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接到会议邀请我发言的时候，我首先是感到非常荣幸，紧接着就觉得很惶恐，我反复在思考，我能为这次讨论提供一些什么呢？后来我决定从我个人的经验和感悟，来跟分享一下我对大一统与远东前景的一些看法，希望各位批评指正。

我目前正在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历史学的博士学位。我们学校有一位中国史的老教授最近才退休，我们学校的东亚史的项目几乎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在当时很不容易，因为东亚史在90年代以前几乎只有在藤校这样的私立学校里才有，像我们这种公立学校是很少有的。他后来在谈到他为什么要执着的建立东亚史的项目的时候说：Asian studies are the future，而他认为自己只是处在了合适的位置上，所以才可以成功。他当然非常谦虚，但这句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也越来越能感觉到，解构中国的研究也正在成为主流和趋势，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关于为什么打破中国大一统的神话正在获得各方支持这件事，我前面的各位发言人已经讲述得非常精彩，不需要我再赘言了。我在这里想从微观和文化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蔡泉先生，在巴蜀独立会与远东青，在2月19日主办的“邓小平之死与远东的民主化前景”的研讨会中说了一句很打动我的话：“人民已经厌倦”，我想从这里开始说起。人民厌倦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人民厌倦的其实并不是“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本身，而是人民已经厌倦了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以及它所依附的这个全球化的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人民已经厌倦全球化了。全球化看似强调多元，其实是在多元的表象之下，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要求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越来越同质化。在今天全世界的大城市里，我们都会发现相似的楼房，相似的餐厅，相似的人群和相似的生活。重大的，可以吸引人，刺激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需要再讨论了。大众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成了唯一的选择，政治和经济议题变成了专家和官僚无聊的项目。人民失去了宏大叙事的世界，也就是实际上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生活的意义，因此变得越来越抑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新宗教和亚文化团体蓬勃发展，用行为艺术般的手法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其中甚至包括汤姆克鲁斯这样的全球化宠儿；在西方核心民主国家，左右翼极端政党从两侧冲击建制派国会；恐怖主义在中东不仅无法被消灭，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吸引了大量的西方人士；伊朗，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以帝国的形式复活。

中国民主转型其实就是这个全球化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失败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全球化体制运作失控的一个侧面表现。其实和很多人批评的相反，中国民主运动是很成功的，它成了中国社会真正的最大公约数。没有人是在私下里喜欢共产党的，但是所有人都可以谈几句民主自由，顺便批评中国多么不民主。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从每个个人来说其实就是，它提供不了一个足够吸引人的意义。如果大部分人一听到民主自由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发表一点看法，做出一点见解这样理性的反应，那么它是绝对无法吸引大众的。而于此同时呢？中国统治下的年轻人在躺平，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选择“我们是最后一代”；他们在敏感的青春期结伴自杀，因为承受不了在看不到尽头的高考工厂里，没有意义的做题；在润，在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中国，因为死也不愿意做中国人；或者在网上发泄，大叫“屠支”，希望自己跟中国一起毁灭。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他们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大框架之下，都让人感到意义与信念的缺失。

四川有个很厉害的青年作家叫周恺，他说过这么一段话：那种“意义”和“信念”的缺失，其实是我们这代人共通的。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做努力，去撕开那些曾经被灌输的虚假的信念。说起来我底子里还是虚无的，但我希望成为税相臣那样的人（顺便说一句，税相臣是他小说里面的一个革命党），他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这帮人的决绝在于什么地方？就是他明知没有办法达成，但是抵达的过程就是意义本身。这种想法今天去看挺恐怖的，包括他们的暗杀、暴动、绑架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反人类的。把这层虚无打开的时候，底下露出来的就是这种恐怖和决然。我个人不一定崇拜税相臣的行为，但很崇拜他的那种决绝。其实是在这些人决绝劲头的推动之下，社会才有了今天的进步…我想非常漂亮的总结了当代人在失去意义以后，愿意做任何事情，只为了再次获得生命的意义。

然而很遗憾，中国民主运动没有办法为他们提供这种意义，因为它不能证明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很讽刺的一点是，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明白民主自由是什么，因此所有人都不愿意当民主中国人，这个身份太无聊了，完全无法体现自己跟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人们愿意做任何事，只为了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就像当年福特的model T从极度流行到被人抛弃一样。人民不再在乎你的车是不是便宜，人们只愿意开跟别人不一样的车。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要证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特别重要呢？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全球化本身的同质性，千篇一律的城市和生活让人感到压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要变得越来越相似的前景太可怕了，我们在越接近世界大同和地球村这样的理想的时候却越觉得它的可怕，对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的攻击，其实就是人们对世界大同的厌恶。但更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自身。中国尽管自己不承认，但它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它通过出口廉价劳工成了世界工厂，再把冲天的房价和每年一涨的物价，这些都是全球化的成本，再转嫁到这些廉价劳工身上。而这些廉价劳工是怎么产生的呢？与流俗的看法不同，他们的廉价不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 — 印度和东南亚的人力资源非常充足，从数字上上完全可以代替中国 — — 他们廉价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占领区不同地区的劳工，互相之间的差异性正在被中国强行消除。不论你来自河南，湖南还是四川，不论你是血汗工厂的工人，还是在沿海城市里当金融民工的白领，中国都希望你们，用pink floyd的话来说，变成墙上的一块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你没有区别才容易被替换，容易被替换才变得廉价。四川人普遍都觉得四川很安逸，不愿意出川去工作。如果这种情绪任由发展，沿海的血汗工厂怎么能招到足够的工人呢？如果重庆的棒棒像印度孟买的dabbawala，也就是外卖派送员一样拥有自己的乡土情怀和自成一体的组织，他们还怎么可能廉价呢？

而像重庆棒棒这种稍微有点乡土和地方特色的苗头正在遭受中国系统的打压，而且不光针对劳工，同样波及到来自中占区各地的白领及以上的人，只不过是用内卷的方式进行而已。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维护中国统一的高成本。中国在东突，图博，香港的维稳和镇压活动，在台湾和全世界的间谍和军事行动，追溯到源头，全都是以他们的血肉和乡土为代价的。当然，没有人是真傻子，他们即使不能理解这一套逻辑，也可以完全感受到以自己的乡土和家庭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正在被中国侵蚀，意义正在消失，因此产生了上述的虚无。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其吸引力的原因。你也许抛弃了自己的乡土和根，但你可以以中华帝国顺民的身份享受跟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我们必须要指出，中国的这个说法是错的，它的这种叙事也是非常低劣的，但由于它以前实在没有竞争者，所以还是获得了大部分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支持。英语有句俗话：beggars cant be choosers. 就是这个意思。

这同样也是为什么东亚的民族建构特别重要的原因。它恰好可以起到这么一个替代作用，来替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重新给予人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想当中国人（我想大多数人都不想当中国人），那么你可以，比如，当巴蜀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你可以把人最天然的乡土情感和对母语的依恋跟民族建构结合起来，你坚持说四川话就是在帮助巴蜀民族建构，你了解自己家乡和家族的历史就是在反抗中国大一统和共产党。换句话说，民族建构并不要求你去获得民主自由的启蒙，然后抽象的为一个远大的理想服务，或者要求你抛弃乡土，为中国无私奉献，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恰恰相反，它仅仅要求你重新了解你自己，了解你的出身，家庭和乡土，然后从自己开始一步一步的改变。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它不要求你变得像圣人一样的强大，为了民主自由或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相反，它保护你最柔软，最脆弱的爱乡爱土爱家族的情感。

廖亦武先生在《子弹鸦片》一书中记录过一个四川广安籍的民运人士雷凤云。他说雷听到邓小平下令屠杀学生以后非常气愤，决心回去挖了邓小平的祖坟，雷凤云是这么说的：“在我们四川，如果某人造下天怒人怨的恶行，人们往往就挖他祖坟以示惩戒。” 我想这个故事已经足够生动的概括了所有我想说的话。

谢谢大家！